董学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
董学文，吉林省吉林市人。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起任助教，同年师从杨晦先生和吕德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3年起担任讲师，1986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9破格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及学位委员会委员、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西方文论、当代文艺思潮。主要著作有专著《马克思与美学问题》《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文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等，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西方文学理论史》《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选：导读与注释》等，译著《美学与艺术总论》等，共计3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中国文学组成员，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题组首席专家、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名誉会长。
摘要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结构、统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体系的“纽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范围、性质、特征和面貌的标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承、沿用和改造前人提出的文艺学和美学概念，将其转变成阐释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艺术实践与审美活动的语言工具，从而实现了“术语的革命”。在一百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艺的演进，不断进行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坚持话语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迈上新台阶。
正文
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化、理论化的话语群，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水准和质量，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所谓“体系”，通常指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成的整体，包含不同的子系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也是如此，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思维能力、思辨水平和精神风貌的表征与载体，关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效能与属性、价值与生命。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之重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尤其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这个判断完全切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所以，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尽快提上日程。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这些意见为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研究话语背后的文艺思想，研究革命文艺活动特有的规律、准则和道理。这无疑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研究提升至一个新层次。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生成与位置
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问题，不能不首先思考它是如何生成的，以及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学科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以及包括文学在内的各艺术门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史论研究。在这个学科体系中，系统的思想和观念论述形成了学术体系；在各种学术体系中，概念、术语和词句形成了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文艺理论知识体系的核心成分，是构成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点，是规约文艺理论范围、性质、特征、面貌及其走向的基本标识。因为知识和理论是用概念来表达的，而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它以语词的形式表达思想内容。不同文艺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突，首先从不同文艺理论话语的碰撞中表现出来。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不可分割的。“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一个学科只有构建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是成熟的、健全的学科。”当然，话语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与学术体系不能相互混淆、彼此替代。
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术语将语词与思想紧密连接起来，通过概念和术语陈述自身对各种文艺问题的见解。只有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精准表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时，它才能成为其学术体系的有力证据，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一门科学打下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是理论主体思维之网上的“纽结”，具备一定的联系、结构和统筹功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概念和术语，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述的“原料”，既能呈现对象的内容，也能反映对象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与其他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相同之处在于，它必须从现实上升到抽象，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其背后的“道”则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支撑。这决定了它具有其他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即组织起来时可以将对文艺本质的考察从总体上引导到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中，它所构成的学术体系和理论体系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它所发挥的作用不仅能解释文艺现象，而且能强化文艺生产者的实践性，改变文艺理论研究“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从现象到现象”的推演模式。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最大特征。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笼统而言，它大致经历了从经验总结到概念提出再到理念升华的过程。这是由人的认识的普遍规律决定的。具体而言，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面对各种复杂的文艺现象时，由于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发生了认识过程的一个飞跃，产生了概念或术语。一般来讲，这时“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同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从亲身的文艺实践和批评实践中逐步提炼出来的，是经过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过滤磨洗出来的。它们不是“无中生有”“闭门造车”的产物，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主观推演，而是在实践中认识凝练和升华的结果。
譬如，马克思倘若没有充分阅读分析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没有秉持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彻底的批判态度，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小说作者的创作不是从生活出发的，而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结构来呈现现实生活的善与恶；就不会称自己的著作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再如，对于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毫无疑问，这里的“现实主义”内涵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除了“真实”，还涉及“环境”“人物”“典型”等因素。在分析和评论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的时候，恩格斯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伦敦东头的实际境况以及巴尔扎克小说创作取得“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的启示，特别是强调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付出的令人震撼的努力，都“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由此分析了“现实主义”概念。这样一来，先前常见的“现实主义”概念就注入了历史观和美学观的新成分，发生了质的改变。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生成途径与方法
当一个新学科的话语体系产生时，原创性的概念一般不会很多。此外，在构建话语体系时，还须考虑学科现状，尽量选择在学科共同体内有通约性、能提纲挈领地连带整个体系的概念和术语，不宜采用那些极其生僻和个性化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生成情况亦是如此。
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概念、术语，多是在继承、沿用和改造前人文艺学和美学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譬如，我们熟知的“典型”“一个‘这个’”“美学观点”“史学观点”“文学的党性原则”“内容”“形式”“民族文化”等，都是在原有概念的基础上加以转化、利用的。应该说，这种生成途径符合学科话语体系的发展规律，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辩证精神。我们不能说这种袭用是“建立在曲解上的”，只能说这“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前人的概念，其中即使存在某种“曲解”，“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这就是艺术的辩证法。
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生成途径，倘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一场“术语的革命”。“术语的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特点提出来的。他认为，马克思是“术语的革命”的高手。马克思为了清晰地向世人呈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机制，在《资本论》中借用德国经济学家兼社会主义者洛贝尔图斯所使用的“剩余价值”概念，并进行革命性的转化，但这种做法遭到洛贝尔图斯及“国家社会主义”理论追随者的抨击和诘难，他们“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面对这一无理攻讦，恩格斯奋起捍卫马克思的荣誉，说这是“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并反问道：“那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作序的时候，也直接而严肃地对这种污蔑和攻击予以有力的反驳与回击。他说：“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也就是说，马克思提出新见解时使用的某个术语的“含义”，同该术语在以往或日常中使用时的“含义”是不同的。这是一门科学提出一种新见解时的必然现象。
“术语的革命”之关键是要发生“革命”。虽然洛贝尔图斯在“劳动价值理论”中首先使用了“剩余价值”概念，但到了马克思那里，经过改造和重构，它已经摆脱既有经济观念与范畴的束缚，在“含义”上与原来的概念所指有了根本性差别。对此，恩格斯说得更为直接：“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在马克思这里，所谓的“剩余价值”概念，“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这里的“剩余价值”已经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标识性词汇。马克思通过重新解释，改变了以往政治经济学将商品流通视为剩余价值源泉的看法，揭示出劳动者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部分才是剩余价值产生的真正源泉，从而推动了对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体系的整体性构建。
可以说，马克思从基本的概念与范畴出发，在话语的底层逻辑上，实现了对原有经济学谱系的颠覆性重塑。这种“术语的革命”内里隐藏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几乎所有的基因密码。联系上文谈到的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概念的重新阐释与定义，难道不是可以同样看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术语的革命”的成功和威力吗？毫不夸张地说，恩格斯通过“术语的革命”，直接将“批判现实主义”提升至“革命现实主义”的阶段。
应该说，“术语的革命”是话语体系构建和创新的必然环节。诚然，“每一个词的原始意涵总是引人注意，然而通常最引人关注的是后来的变异用法……语言的活力包含了引申、变异及转移等变化层面”。术语是将诸多现象抽象化为概念、范畴，进而描绘客观世界及其内在规律、传递知识和思想的不可或缺的中介。它是构建学科和学术体系的基石，是特定的知识体系的独有标志。术语变革在实现学科和学术体系更新与理论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总体来说就是建立在“术语的革命”的基础上的。通过扬弃、改造，它将原本的概念、术语变成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艺术实践与审美活动经验中，对各种文艺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分类、定性、判断、评价的基本语言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途径与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演化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不是僵硬的存在，而是不断演化的活体。它的观念的形成是运动的产物，“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同其他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一样，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艺的演进不断发生变化，必然在历史中不断自我否定、持续发展完善。这是实践的历史性所决定的。一百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清晰地展示和证实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术语的革命”思想，发展到今天，自然会让人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论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张，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术语的革命”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其中包含的“革命”“转化”“发展”“创新”“创造”的理念，在内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这里的“转化”，亦可理解为事物“内部的矛盾使旧的内容为新的更高级的内容所代替”。黑格尔认为：“在旧逻辑中，没有转化，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转化’。”列宁高度重视这一思想，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引述的时候，特意在这段话旁边写上“注意”两个字。这清楚地表明，辩证唯物论者承认并强调事物之间的“转化”，推动事物的“旧的内容为新的更高级的内容所代替”。这就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哲学依据。换句话说，进行创造性转化、求得创新性发展，是实现“术语的革命”最有效的途径。只要把“术语的革命”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联系起来，不难发现二者在方法论上的一脉相承。
关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有学者这样解释：“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造’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加工的路径，‘转化’代表加工的方向。创造性转化旨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元素经过创造实践转变为另一种新的文化事物，形成新的文化品质，从而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再利用。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与时俱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发展’就应当按照时代的新动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处事方式、科技文艺等进行加工、优化、重组，从而赋予其新的特质、内涵和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构成了互为支撑、相互交融的文化实践。”这种解释具有普遍的说明价值，将其移位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上，同样是适用的。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上具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功能，也为科学传承和发展优秀的文艺理论传统提供了实践指南。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除了“改造转化”之路，还有“融通生成”之路。这两条路彼此依存、相互渗透、殊途同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本身构成了它的前提。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这实际上提出了“融通生成论”，它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是总原则，一个是方法论；一个是目标，一个是手段，二者内在统一、互为表里。“融通生成论”继承发展的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与历史继承性的思想，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融通生成论”是对其构建规则的一种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融通生成论”强调的是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而不是仅融通某些资源，以及“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同毛泽东的“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至此，我们有理由说，“融通生成论”就是“综合创新论”的另一种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基本遵循。
任何形式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都不是凭空臆想，而是生成于特定的文化传统，有特定的内涵。“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资源”方面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理论相结合，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同时有种偏向也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借鉴国外资源方面做得不够：“有的传统文化研究者把中国的未来发展片面化为文化问题，而文化的建构又被其看作只是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认为一种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成长、发育起来的文化可以不经过现代性转化，就可以成为中国未来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主流或主宰。”这种想法是有悖于“融通生成论”精神的。
借鉴国外资源方面做得不够，主要指译介多、研究少，梳理多、转化少，评价多、吸收少。指出这个欠缺，同承认多年来学界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上有所膨胀和泛滥并不矛盾，同指出有些人沉迷于“舶来概念”的符号游戏也有相通之处。客观地讲，国外的文艺理论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这些成果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有益滋养。列宁说：“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毛泽东也对此有过论述：“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学习外国的长处，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体现出一种文化主体性。
为了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必须重视对国外文艺理论资源的利用，必须对国外有益的文艺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上，“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种符合于改变了的环境的办法”，利用已有的资源，既要“立足中国”“挖掘历史”，又要“借鉴国外”“把握当代”，双向发力，不予偏废，这样才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新局面，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形态。
当然，“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从历史经验上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是由当时的文艺实践所激发的，以文艺实践经验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既不是对现实的文艺现象作“纯客观”的实证分析，也不是将以往的概念或术语作简单的转换或更新，而是以当时的文艺实践为依托，以现实存在的文艺问题为中心，用自己的理论工具——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将现实文艺问题转化为理论命题，并升华为概念、术语，从而更深刻地反映文艺运动的本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健康发展的保证。
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要具有科学性
将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看待，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因此有必要考虑其话语体系构建是否具有科学性。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科学创造知识，同时包含获得知识的活动及这个活动的结果。按马克思的说法：“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毛泽东则强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这些意见无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在承认“真理是过程”的基础上，顾及其科学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化，成为其话语体系构建的根本职能。从人类文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将文艺理论（文艺学）发展为一门科学是历史的趋势。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逐步将文艺理论建成一门科学，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本身，已经成为高度科学性与鲜明革命性相结合的典范。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科学性的表现是，在话语素质上要具有真实性、系统性、严密性、辩证性以及有规律可循的发展性，即“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论的科学性以观念为特征，以概念、术语、范畴为载体，通过一定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表现出来。其中必然包括明确的研究对象、真实完整的阐释内容、适当的组成部分、合理的原则和顺序，以及同时代精神的吻合。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讲，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则是实现文艺理论科学化的必要条件。那种“到处搬用一些新词句并被弄得糊里糊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例如，“本体论”虽然是常见的术语，但在某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中有不同含义。本体论原本是关于“存在”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秉持的则是物质本体论，“它本身包括物质与意识哪个是第一性，哪个是第二性和这些对象可知不可知的问题，这两者是哲学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不采取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对立，或本体论与宇宙论相对立的方法，而以辩证唯物主义说明哲学的整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也不能例外。“文艺本体论”的本意是确定文艺纯粹的非依附性地位，但将文艺作品的“存在现实”称为“本体”，用“本体”概念来说明艺术形式或人的感性生命体验的重要性，这实际上脱离了唯物论，掉进了形式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泥淖，扭曲了“本体”的本意。因此，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本体论”，必须对“本体”作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再比如，“实践”概念已被解释得五花八门，各种名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者都喜欢使用它，有的甚至用“实践”一词来给自己的文艺理论或美学冠名，但各种观点对“实践”内涵的理解很不相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这就又牵扯到术语、概念理解和运用的科学性问题。
诚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的实践观解答了人的思维的真理性以及面对环境的能动性问题，超越了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承认了“实践”在唯物主义学说中处于核心范畴的地位。这种新的实践观，仍然包括在唯物主义中。这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构建一种实践本体论的新形而上学”，因为“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如果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视为世界的本体，那么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存在就无法解释了。
马克思的实践论以唯物论为前提，这决定了他的实践观必定以客观世界为对象，其实践必定是客观、开放、处在无限的物质变换运动中的，必定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如果拒斥唯物论，实践就会沦为主体设定客体、主体自我外化的主观性活动，沦为从个体需要和人性诉求出发的意志性活动，沦为排斥客观真理和科学认识的实用主义。这种带唯心色彩的“实践本体论”“个人本体论”或“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屡见不鲜。否认独立于人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否认实践不是单纯主体的外化，而是“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如此制造出来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势必存在唯心主义的风险。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不能颠倒唯物论和实践论的关系，不能把实践观视为全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为核心的观点，不能把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
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相比，也明显提升了优势和话语权，但还存在许多弱项和不足。通观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也能发现，以话语体系为重点的学术研究仍然比较单薄，许多概念、术语缺少深入文本的具有逻辑深度的阐发。当然，我们不赞成搞封闭的、黑格尔式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不赞成制造文艺理论话语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但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还是不能忽视的。
有论者指出：“就整体而言，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本身来讲，多数成果仍属于外延性研究，比如介绍、移植、比附、应然（包括意义、价值和方向）性质的研究居多，而对于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真正内核却涉及不多。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研究也就形成了核小肉厚的水果型研究形态。”这个分析判断颇有道理，笔者有过类似意见，即当下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可谓是一锅“夹生饭”，它既没有彻底的“欧美化”，也没有真正的“本土化”，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说，它混杂了不少外来的术语和方法，其命题和思维基本上是“还原式”的；它注重开掘古代传统文艺理论的特色与价值，但严重缺乏解释与说明现实文艺问题的能力；它时常声称自己的研究与话语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却见不到指导的实际成分和实际内容；它的教材建设也多半是各类话语系统的“大杂烩”，是各种名词、术语、概念的“大拼盘”。结论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存在“中不中”“西不西”“马不马”现象，哪个方面也没说清说透，明显处于“半生不熟”状态。这个“半生不熟”的说法，同上文“核小肉厚”的判断，应该说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
造成这种“核小肉厚”“半生不熟”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采取轻视、回避和逆反的态度，恐怕是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话语构建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已不是一时半载的事。从经典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特有的范畴、概念和术语的开掘和阐释还很不充分，中外文艺理论中一些有价值的概念、术语还没有经过有效的“术语的革命”，没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很难有机地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历史反复证明：“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文化变革的形势和任务，如何呼应时代进步要求，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新境界，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面对形形色色的文本及其跨媒介属性，文艺理论还没有形成较为通用的概念指称。凡此种种，都进一步说明了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那种主张全面复兴儒家理论，以儒学思想为核心重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认为儒学是解决当今中国文艺问题的“济世良药”，主张用儒学智慧和原则来转化当前的文艺观念与现实，甚至提出要用“儒学文艺理论”取代“马列文艺理论”的思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是不可取的。那种以西律中，通过话语构建去世界观化、去意识形态化，架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思想内涵和哲学基础，以所谓“多元”“争鸣”“审美”等名义，消解或弱化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理论话语构建的指导意义的思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也是有害的。
严格说来，“术语”并不等于“话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独有的思想倾向和精神旨归，与那种追求“纯粹”“超然”并将其表述为“无色”“中立”或“普世”存在的话语体系，是泾渭分明、不可混淆的。掩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背后的价值因素，无视它与其他话语体系的理念冲突，只会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向歧路。例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常见的“生活”概念，倘若从抽象的“生命” “身体”“存在”等意义去理解，而不是从人类“生产”“劳作”“社会活动”“人的创造”等意义去理解，那么围绕“生活”的话语系统就会变味。所以，如何选择和展现话语蕴含的价值因素，是不容小觑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说什么”和“怎么说”，直接引导着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方向与实际进路，同时也在营造着一种学术景观与氛围，起着“在场者”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旦形成某种话语格局，也就形成某种思维规则，进而形成某种研究范式。这种话语体系若在多元的文艺理论领域中占据主流并充分行使功能，也就获得了“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是不断运动的，当历史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必然也会改变自己的面貌。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须下苦功夫。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不能随意编造、空洞无物、因袭惰性，不能浇上一些折衷主义的“调味汁”，不能成为怎么说都行的无所不包的“语料库”。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要“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样才能预防错误观念的侵蚀，保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