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
| 【谭好哲】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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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或曰审美教育，作为一种现实的教育活动和方式，无论中外都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在西方，古希腊人已开始用史诗、戏剧、音乐、雕塑等不同艺术形式对自由民施行艺术教育，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学理论中都包含了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在我国，自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起就留下了“先王之乐”的种种传说，《尚书·尧典》中即有舜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周代之后，“制礼作乐”更是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教民的一件大事，而包含着文学和艺术教育在内的“六艺之教”（礼、乐、射、御、书、数）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无论中外，施行艺术教育的目的都在于将人美化，使人“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1](p62)，从而养成“自由而高尚的情操”[2](p275)。简言之，就是将人从粗野而凡庸的生存之域提升至尽善尽美的理想之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了“美育”一词的发生。据现存所考材料看，汉末魏初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可能是中外最早提出“美育”一词的人。徐干在其所著《中论》一书的第七篇《艺纪》篇中写到：“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故谓之瘣；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大胥掌学士之版，春入学舍，辨合万舞，秋班学，合声讽诵，讲习不解于时。故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在这里，徐干不仅明确提出了“美育”一词，而且依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说明了先王“美育群材”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以“六艺”、“六仪”来造就“群材”。在这篇文章中，徐干发挥了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古训，认为德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礼乐之本”，同时礼乐又是修饰德行的枝叶，是“事成德者”。因而以“德音”为本的礼乐来“美育群材”的目的乃是君子人格的养成，“美育”在中国古代乃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基本途径。 不过，尽管徐干很早就使用了“美育”一词，但该词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古人经常谈论的还是“礼乐教化”、“六艺之教”。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当20世纪初叶，美学和美育的概念与观念在中国学界广泛地传播起来的时候，是受到了徐干和其他什么古人的影响。事实上，现代的美学和美育之类的概念和观点不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且从其观念内蕴和思想取向上看还是对古代以道德伦理教化为目的的美育思想体系的一种历史的反动。具体言之，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滥觞，首先不是缘于对古代美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基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动因，起于救亡图存、教育救国的时代局势，同时也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就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具体观念和内容而言，首先是西方相关思想的移植和汲取，其次才是基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教育背景以及美学和艺术研究状况的改造、转化与创新。换言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项自觉设计的“现代性”工程浮出历史地平线的。从社会语境上看，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追求相匹配；从思想文化背景上看，它以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知识诉求为精神支撑。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老大的中华帝国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击打下，愈加显出了其落后、腐败的实相，面对着国权沦丧、种将不保的危急局势，惊醒起来的中国人开始了以富国强兵、重振国威为目的的艰难探索，中国社会也从此开始了由传统的封建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的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19世纪中叶，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势，封建士大夫中一部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最早惊醒过来，发出了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强烈呼声。他们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主张用“经世致用之学”来改革旧的传统教育，从而改良政治、改变学风，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达到抵御外侮、“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目的。其后，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更是秉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把兴办新式学堂、造就懂得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视为中国富国强兵的根本和当务之急。再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有识的中国人已经系统地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中国之国势颓委、积弱积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3](p175)。要改变这种局面，根本的办法在于通过变法来“新民”。新民是变法之本，也是国家强盛之本。而要新民，首要的在于开民智、伸民权。开民智，就要兴办新式教育；伸民权，就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清末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的《学校》(1892)一文中明确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p47)在该书的《西学》(1892)一文中又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4](p54)严复在其1895年3月刊于天津《直报》上的《原强》一文里也严复依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论述了中国通往富强之途、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基于这个普世通则，故中国“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3](p173,175)。严复所谓“鼓民力”，就是要通过禁绝和改革吸食鸦片、女子缠足这样一些不良礼俗，以培养人民健康的身体；他所谓“开民智”，就是要废除八股取士，开办新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所谓“新民德”，就是要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严复认为上述“三者乃强国之本”，而其中，他又特别强调民智者为“富强之原”。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氏在其作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一书的第二节“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以更为清晰的理路和更为简洁的语言总结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5]（第1册，p15）在该书的第三节“学校总论”中，他又把兴学校、开民智作为变法的首务，强调中国之衰乱由于教之末善，“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甚至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5]（第1册，p17,19,20）这与严复的上述观点是一致的。循此思路，在同作于1902年的《新民说》和《论教育当定宗旨》等论著中，梁启超又依据天演物竞之理指出，当今的时代乃民族帝国主义崛起与盛行的时代，“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5]（第2册，p657)这是从“外治”即外患方面着眼，而从“内治”即祛除国家内部的腐败堕落达至除旧布新的局面来说，也惟有新民一途。“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5]（第2册，p655)苟如此，国家又何患之有？而欲新民，则非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兴办新学不能为也。他强调说：“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故有志于教育之业者，先不可不认清教育二字之界说，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5]（第2册，p911～912）。由以上诸多的引证可见，中国现代教育是在国势危急、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换言之，它是富国强兵的追求，是社会现代化之时代需求的产物。而中国现代美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境况和教育背景中孕育并展开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育首先必须明了的一个历史前提。 此外，与这种中西交汇、社会转型的时代境况相关联，中国现代美育的发生也与西学东渐的学术气候密切相关。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自觉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文学艺术与社会科学也相继大量被译介过来，从而相应地促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与学术文化向现代的转型，文学界、艺术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革命”相继发生。其中，与美育关系最为密切者，一是西方文学艺术尤其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文学艺术的传播，为学校艺术教育的实施提供了与中国传统流传的文学艺术不同的审美对象；二是西方现代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特别是哲学和美学的引进与介绍，给国人自己的美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与借用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可以想见，没有对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学的了解，就不会有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也就不会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样欲以小说新一国之民的文学教育新论，当然也不会有鲁迅先生倡导“摩罗诗力”，以求培育“精神界之战士”，从而“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摩罗诗力说》。同样，没有康德、席勒、叔本华等西方近现代哲学、美学的译介与传播，也就不会有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和蔡元培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这两篇中国现代美育史上的经典性文献，对于艺术和审美的社会作用的看法皆取之于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而“美育”一词也直接承之于席勒的《美育书简》。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论及美育之必要时，特别点明了近世席勒“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6](P58)，后来又专门写作《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一文，介绍了席勒的《美育书简》的基本观点与成书背景。在刊于1903年7月《教育世界》55号上的《哲学辨惑》一文中，王国维特别点明了西方学术特别是哲学的传播与教育学的关系：“尤可异者，则我国上下日日言教育，而不喜言哲学。夫既言教育，则不得不言教育学；教育学实不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心理学之为自然科学而与哲学分离，仅曩日之事耳；若伦理学与美学则尚俨然为哲学中之二大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学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6](P4)为明此理，他又于翌年的《教育世界》128、129号上发表了《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的长文。对于中国现代美育学的这样一个知识发生学的背景，我们也不可不加细察。 那么，承载着现代思想内蕴的中国现代美育究竟起于何时呢？蔡元培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说：“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Astheti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7](P186)蔡元培之外，舒新城在192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也认为：“美感教育的倡议，要以民国元年为始，首倡者为蔡元培……中国十余年来的美感教育思想，实以他为唯一的中坚人物。”[8](P184)由这些说法来看，美育之列为教育一科，美育观念之深入人心，实是与蔡元培的倡导鼓吹分不开的。但“美育”一词的使用，进而美育思想的传播却并不始于民国初年。现在学界一般认为，王国维刊于1903年8月《教育世界》56号上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不仅明确使用了“美育”一词，而且也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美育之价值与功用的历史文献。此文之外，从1903年至1907年，王国维还写下了《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教育偶感四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孔子之美育主义》、《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说》、《教育家之希尔列尔》、《霍恩氏之美育说》等一系列文章倡论美育，由这些材料来看，王国维堪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蔡元培之前系统阐述现代美育问题的第一位思想家。不过，若仅以“美育”一词的引用和“美育”学科的介绍来说，王国维还抢不得头功，真正的头功仍属蔡元培。蔡元培早在其作于1901年10月—12月的《哲学总论》中论析各种学术之关系时指出，人类生存其间的宇宙由物、心、神三者成立，而其研究之学问，则分别有理学、哲学、神学。哲学论究无形之心性，为心性之学，而心性有外显之心象，由作为哲学之一部的心理学研究之。心象又有情感、智力、意志之三种，相应又有审美、论理、伦理之三学。“伦理学说心象之意志之应用；论理学示智力之应用；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故此三学者，为适用心理学之理论于实地，而称应用学也。其他有教育学之一科，则亦心理之应用，即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9](P357)在这段文字中，蔡元培不仅使用了“美育”的概念，且将美育列为教育学中与德育、智育并列的一个独立学科，同时还依据康德哲学和美学的基本观念将美育的本质界定为情感教育，从而使美育的学科建构一开始就置于现代教育的总体框架之中和现代哲学与美学以及心理学、教育学的知识水准之上。此后，王国维1903-1907年期间的美育研究，蔡元培自己在民国元年之后的美育研究以及其他学者随后的相关研究，都是沿袭着蔡元培1901年对美育的基本定位，在现代性的历史规定性和思想文化的精神支点上加以展开的。 二 概而言之，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现代美育至今大致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从1901年蔡元培在《哲学大纲》中提出美育概念起始到建国近50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确立与探索时期，具有现代性的美育观念的确立以及与现代教育要求相适应的审美教育实践体系尤其是学校美育实践系统的建构，是美育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家们关注的重点；从建国至今的50多年，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沉寂与再度恢复和繁荣发展时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育学的研究除去传统上的理论资源之外，西方当代哲学、心理学和艺术教育等的最新成果也成为学界借鉴、吸取的重要思想资料，成为催生新观念与新思路的动力因子，从而使中国新时期的美育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当代性甚至“后现代”的色彩。 如前所述，在20世纪初叶，美育是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之宏伟工程的一个有机而合理的部分进入思想家和教育界的自觉选择与设计理念中的。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根据蔡元培同年2月在《民立报》所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所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0](P229)从此，美育作为中华民国的教育方针被确定下来。1919年冬，由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和爱国女校的教职员工发起、以全国各地学校艺术教师为主体而成立的“中华美育会”，以及该会1920年4月所出版的《美育》研究月刊，更是标志着由王国维和蔡元培等前驱所倡导的美育已在学术组织和学术研究上结出了初步的果实。到20年代初期，美育作为现代教育之一部的必要性已经在思想界和教育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1922年6月，蔡元培在其发表于《教育杂志》第14卷第6期上的《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写道：“我国初办新式教育的时候，只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条件，称为三育。十年来，渐渐的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7](P154)1925年，著名美学家吕澂在在其为雷家骏编的《艺术教育学》所作序言中指出：“入世之教，不可废美育。顺人所习，畅适其生，道在斯也。”[11]（序二，P2）1927年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是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之后，为了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谋全国艺术之普及”，还在大学院下特设“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来整顿和推行全国的艺术教育工作。可以说，20世纪的头20年左右主要是现代美育观念的确立期，而美育的观念一旦确定，随着教育体制上的容纳，随着更多的艺术专门学校的建立以及综合学校内艺术系、科的设立和艺术课程的设置，学术界研究的更多的就不再是为什么必须实施美育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实施美育问题了。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现代美育的倡导确立与实践上的探索，取得了诸多值得引起后学重视的成果。其有形可见的最主要成果是大量国立与私立艺术院校的建立，而且艺术教育列入了普通的中、小学以至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之中。与此相辅，则是产生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和不少的美育研究家。像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鲁迅、丰子恺、王统照、李石岑、张竞生、舒新城等思想界、文学界、教育界和艺术界的大家都是当时重要的美育人物。仅就研究成果来说，其理论成就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首先，这些研究确立了以“立人”即培养“完全之人物”为基本宗旨的现代教育理念，同时确立了“美育”在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不可代替的独特作用。其次，从现代教育学、心理学尤其现代哲学和美学的角度论证了实施美育的合理性。如前所引，王国维在《哲学辨惑》中论证说，人类教育之所以需要德育、知育和美育，从人的心理根源看乃在于有知、情、意的分野，从哲学之理想上看乃在于有真善美三种价值之追求。其他如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关于美育合理性的论述基本上也都沿袭了王国维的这一思想理路，这种论证思路就使得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经验性的束缚，而深入到了学理的深处，达到了现代知识学的最高水准。再次，从美育学发生的上述知识学谱系出发，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美育活动的性质做出了界定。从康德审美是无利害关系的自由的愉快的基本观点出发，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一般都把美育界定为情感教育。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直接将“美育”注解为“情育”。蔡元培也明确地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7](P174)美育诉之于人的情感，且能陶养人的情感，乃是在于审美的情感是无利害感的自由之情感，因其自由而具有超脱性、普遍性，也因此而使美育能为德育之助、智育之辅。最后，对美育实施的对象和工具、范围和途径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许多共识性见解。关于美育的对象和工具，一般认为凡一切能陶冶情感、生养美丽之心的对象都是审美的对象，但美育的主要对象和工具是艺术，艺术是情感教育的利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少论者常常把艺术教育等同于教育，或者把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前者如天民1921年刊发于《教育杂志》第10卷第1、2号上的《艺术教育学的思潮及批判》一文在解说艺术教育学的由来时直接说“艺术教育一名美育”[12](P81)。陆其清在1940年发表于《音乐与美术》第5期上的《艺术教育的效能》一文中也说：“艺术教育这名词……简单地说就是‘美育’。”[13](P242)雷家骏在其《艺术教育学》中也明确地说：“艺术就是美术；艺术人生就是美的人生；所以艺术教育简单的名称，又叫做‘美育’。本书专门研究艺术教育，同样可以说是研究美育。艺术教育一名美育，读者不要把它们认作是两桩事啊！”[23](P19)而中华美育会所办《美育》月刊第一期的“本志宣言”中也明确地宣示，创办中华美育会并发刊《美育》杂志的考虑即在于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本志是我国美育界同志公开的言论机关，亦就是鼓吹艺术教育，改造枯寂的学校和社会，使各人都能够得到美的享乐之一种利器。”[14](P2)可见，在中华美育会的同人看来，美育也就是艺术教育。至于美育实施的范围和途径，当时的学者们认为美育实施的范围包括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三个方面，其中尤以学校美育为主要的途径。而关于学校美育，人们对于小学、中学、大学的美育以及艺术职业教育与非艺术职业教育的美育实施方法均作了大量的设计和探索，对学校美育的推广与普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谈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的发展，还应该提到那些于鼓吹美育有功的杂志。中国现代最早倡导美育的杂志当属20世纪初由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王氏有关教育和美育的文章大多发表在这份杂志上。其后鼓吹美育最为有力的当属20世纪20年代初由吴梦非主编的《美育》杂志和20、30年代由李金发主编的《美育》杂志。前一份美育杂志融美育理论的研讨、艺术知识的介绍、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以及美育教育方法的探索为一体，是“五四”之后宣扬美育的一个主要阵地；后一份美育杂志则以美术知识的普及和欣赏为主，以其对于艺术趣味的坚守为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普及起了一份推动的力量。此外，20年代由李石岑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发刊的《教育杂志》也在美育的倡导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俞玉滋等人所编的《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中的许多文章就是刊于这份杂志，有人甚至称这份杂志“更以提倡美育为唯一的职责”[8](P188)。其他一些更为专业的杂志如《音乐与美术》等，除去一般专业性艺术问题的研究之外，在美育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获。这些杂志，不仅在当时为美育的倡导和研究提供了舆论阵地和平台，功莫大焉，而且从今天的研究角度来说，这些杂志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库存，整理这些资料库存可以使我发现当时美育研究的声势、状况、学术成就和发展轨迹，值得特别加以珍视。 尽管从民国元年，实施美育就列入了国家的教育方针，尽管无论在学理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美育界均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先后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国共战争、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国家一直处于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境地，美育在20世纪上半叶施行的广度和深入的程度以及实际的效力究竟如何还是不能令人特别乐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生活进入到了相对和平与安定的发展时期，国民教育也开始步入正轨。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普通中学的宗旨和培养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均规定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1955年5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重申，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使学生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诸方面全面发展[15](P256-257)。这些重要的全国性教育会议和规程均把美育明确地列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艺术教育在新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保持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然而好景不长，自1957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愈演愈烈、政治运动频仍不断，在德育挂帅实乃政治挂帅的教育观念支配之下，美育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竟被打入冷宫，学校艺术教育工作陷入沉寂，遭受严重摧残。“文革”期间，美育甚至被当做封资修的黑货而遭到彻底否定。在这种情况之下，美育学的研究当然也无从谈起。以国家图书馆美育类图书收藏为例，从建国以后到1980年，国内学者所著的美育类图书仅有两种，一是1951年温肇桐撰写的《新美术与新美育》，二是1954年蔡迪出版的《美育与体育》。此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只收录了一本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还是海峡对岸出版的中文图书，大陆学者自己新著的美育图书竟然一本没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随着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学校美育也逐渐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中国美育迎来了又一个新的春天。1981年1月，教育部、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当前艺术教育事业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级文化教育部门必须把艺术教育放在应有的地位，既要重视培养专门艺术人才，也要注意普通教育中的美育。1986年4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中规定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1989年11月，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明确规定了我国学校艺术教育的方针和任务。 由于学界的强烈呼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教育界的积极参与和行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中国当代学校美育的普及广度和推进深度是中国美育发展的前一个时期所不可比拟的，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是由恢复而逐渐达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局面。这有如下几个突出的标志：一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术界高度重视。除上述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外，为了贯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全面发展的方针，加强对美育工作特别是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宏观规划与指导，国家教委于1986年9月成立了第一个主管普通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专门机构——艺术教育处(1989年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1993年成立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并于同年12月成立了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后改名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目前，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改换四届，办公室设在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委员会秘书长直接由该司司长兼任。教育部直属的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还成立了专门的美育理论研究室。与教育部的这一组织架构相对应，各省市教育厅一般都设有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许多地方并由官方牵头成立了推行艺术教育或美育的相关机构。另外，许多民间学术团体如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中华美学学会等都成立了美育或艺术教育的专业分会。这些官方与民间的行政领导和学术组织机构，在全国美育工作的开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与推动作用。二是教育界逐渐形成了美育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的教育理念，提高了对学校美育和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大了支持力度。尽管因应试制度所造成的片面追求智育的问题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但总体上看，全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在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逐步走向正轨。高等院校中除专业艺术教育获得了空前长足的发展外，综合性高校也纷纷设立艺术院系、开设艺术课程、组织校园艺术活动，以增强学校的艺术氛围，加强综合素质教育，同时几乎所有的综合性重点大学特别是师范类高校都成立了美育研究中心或艺术教育中心，以推动学校美育工作的施行和研究。而伴随着文化的普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美育的开展更是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人们生活、工作和休闲娱乐场所的审美化成为当下社会生活的一个新的景观，审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美育终于从学校一隅大踏步地走进了家庭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在整个社会呈现出蔡元培早年所期待的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同时并举、争相斗艳的局面。三是美育理论的研究工作乘时而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比上一历史阶段有了新的拓展，为推进新时期美育工作的具体实施从而也为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观念上的支撑。 新时期美育的研究工作是从1981年《美育》杂志的创刊开始的。该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后改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美育编辑部编辑，至1988年终刊共出版46期，是中国20世纪出版期数最多的美育专刊，在新时期伊始，为审美生活领域里的拨乱反正，为普及美学知识、推进审美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该刊的出版相连动，从1982年起，有关美育类的学术专著也开始陆续出版，而且出版量呈连年递增的趋势。还是以国家图书馆的美育类出版图书收藏为例，从1982年起，截止到2005年9月止，共计550余种（从检索到的内容看，国家图书馆图书分类不是很准确，有些不属于美育类图书也列在目录中），其中从1982年至1989年90余种，从1990年至1999年290余种，从2000年至2005年9月160余种，平均计算1980年代每年10种，而从1990年以来每年达到30种左右。这还只是仅以美育命名的图书，若加上各种以艺术教育命名的几百种美育类图书在内，数量将更为可观。仅从图书出版这一个角度来看，新时期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美育研究的盛况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的。就观念建构的层面而言，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研究也比20世纪上半叶的美育研究有了一些新的不同的特点。其一，尽管此一时期与前一时期在推行美育的基本宗旨——即培养“完全之人物”或曰实施完人教育——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但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倡导美育更多的是着眼于现代教育的完整性，希图以美育作为德育和智育的辅助，而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理念则更多地立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即受教者之个性自由而协调的发展，特别强调美育在素质教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二，在王国维、蔡元培一辈人那里，美育的本质与作用大致是定位在通过艺术而进行的情感教育上，这种观点在新时期的美育研究中虽然仍为很多人所坚持，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言说，诸如审美教育的感性教育学、生命说、人道主义说、娱乐休闲说以及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而兴起的美育发展论[16]和大美育说[17]等，这些新说作为对情感教育说的超越与突破，大大丰富和扩展了人们对美育本质与作用的认识，为新时期以来多样化的美育实践和创新性探索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其三，前一个时期的美育研究虽然也注意到了美育与家庭、社会、政治、教育以及实业等等的关系[18]，但是主流的看法还是认为美育是通过艺术而施行的情感教育，所以论者大都特别地注重学校美育的研究；而新时期以来，人们虽然仍把学校艺术教育作为实施美育的主要场所和途径，但对学校美育开始越出艺术教育的层面来加以思考，学校美育之外对推行社会美育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四，就美育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支撑来说，前一时期的美育理念基本上直接来源于西方近现代的哲学、美学和教育学理论，尤其是以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和美育理论；而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研究，除去这些资源之外，还大量地汲取了西方20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各种人本主义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观点以及生理学、脑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就是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大家甚至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李泽厚等现当代美学大家的相关理论成果也成为美育研究者的理论借取资源和思想催生酵母，这是前一时期所没有过的。最后，在前一时期，除去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这样个别的篇章之外，对中外美育思想的系统研究还未曾有过；而新时期以来则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像聂振彬的《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纲》，涂途的《欧洲美育思想简史》，姚全兴的《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祁海文的《礼乐教化——先秦美育思想研究》，袁济喜的《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孙世哲的《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等，都在中外美育思想史的耙梳整理方面做出了努力，为美育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想史料。更值一提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现当代的美育思想发展成为高校博士、硕士论文的一个重要选题来源，像于文杰的《中国美育现代性研究》、杜卫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现代性研究》、宫承波的《蔡元培美育思想研究》、刘向信的《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研究》、吴东胜的《从历史传统的现代转型看当代美育的使命》、刘彦顺的《论新时期美育学的学术进程》等，分别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进程、代表人物和重要理论观点作了具有学理深度并富于启示价值的深入研讨，从而开启了当代美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三
如前所述，从晚清以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以自强于世界各民族之林，一直是一切进步的、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的追求与梦想。所不同的是，在清朝末年，中国是在落后挨打的危急局势之下被动地走上由古老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而到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走向现代已成为中国人义无反顾的自觉历史选择。尽管一个世纪的历史岁月中，在中国社会究竟往何处去、究竟如何才能找到一条通往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之路问题上也有歧义、斗争与挫折、困顿，但走向现代的脚步从未止息过。新时期之后，党和国家确立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领域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而教育则被逐渐地提到基础与优先发展的地位上。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19](P37)这种说法与前述清末维新派对教育地位的认识思路是具有一致性的。有趣的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不仅比较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如美国、前苏联在科学技术和教育上的差距，而且提到了维新派人士加以效法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如果说清末维新派开民智、兴教育的言论主要是建立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教训基础之上的，那么，邓小平的这番谈话则不仅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百多年来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也是在放眼世界，认真总结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认识和结论。这个科学的认识和结论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确定了地位，指明了方向。 不过，由于历史境遇的不同，触发机缘的不同以及研究主体意识取向和理论借鉴的不同，立人这一基本的教育宗旨在不同的美育家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论切入角度和理论呈现形式，在不同的美育发展阶段也会有强调重点的不同。以不同的美育家而言，王国维之倡导美育乃是为了培养身体与精神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的完全之人物，梁启超之倡导情感教育、趣味教育是在于培养有特色的国民即达成“新民”之目的，而朱光潜、宗白华以及新时期的许多美学家倡导美育则更多地着眼于人生的艺术化或审美化。而就美育发展的阶段性言之，20世纪上半叶的美育家论美育更多的是着眼于现代教育的完整性和理想性，着眼于社会的现代改造和民族的振兴；而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研究则更多着眼于素质教育与人的个性的全面、协调的自由发展之关系。这种变化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历史境遇的不同造成的，在前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尚在进行之中，现代教育也正在初创中，所以言美育者关注教育的完整性和理想性，关注社会的改造是势所必然的；而到了新时期以来，现代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中国已经走上了实现现代化的快车道，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也已基本建成，因而谈美育者更加关注受教育者个人的人生幸福和全面发展，也是符合情理之事。 然而，无论不同的美育家们的具体理论言说有多少不同，也无论现代美育的前后两个阶段在理论重心上有何差别，但各种美育话语都必然会或隐或现地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关系：即美育与社会的关系、美育与教育的关系、美育与人生的关系。中国现代美育是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而发生的，是“现代性”社会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前面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言。这里，仅就后两个关系再略作一点铺陈。 先谈美育与整个教育的关系。教育的基本职能是育人，这是中、外、古、今皆然的事情。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外古代的教育都是德性教育，以涵养人的德性为主，宗旨是把个体化的人培养成符合国家所倡导的理性规范的道德化的人，而知的教育、美的教育都要隶属于道德意志的教育。古希腊的柏拉图之所以在其理想国的政治设计中驱除摹仿诗人，就是因为摹仿的作品在内容上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不利于接受者养成至善的人格和坚强的意志力，他所能接受的只是那些颂扬神明，又有利于形成城邦保卫者善的人格与坚强意志力的文艺作品。同样，中国传统的教育是培养堪为国家所用的入世之材，圣贤之器，其理想是君子人格的养成。正如前引徐干的《中论》里所阐发的那样，虽然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与文都需要，但文只是修饰质的枝叶，质比起文来更为重要。君子虽然要“既修其质且加其文”，但毕竟德才是“人之根干”、“礼乐之本”，而艺不过是“德之枝叶”，艺的作用在“事成德”。也就是说，礼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人的道德伦理之修养。其实这不仅是中国古人的看法，也正是中、西传统教育的共同特点。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专门化，传统的德性教育便渐渐地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主、以“致知”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知性教育。重知的现代教育的发展虽然适应了现代社会分工精细化的需要，却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某种知识与技能的片面发展对人的整体的割裂，对人的其他素质和能力的极度压抑。对这种状况，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曾作过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并明确地指出：“为了培养个别能力而必须牺牲它的整体，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20](P56)在我国，传统的德性教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走向了其末路，而自洋务运动起学习西方逐步建立起来的西式学堂教育虽然方兴未艾，却也显露出在西方已有过的弊端。美育之论，正是在这种教育背景上适时而起的。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倡导体育之外，人的精神能力的培养必须智育、德育、美育三育并举，即着眼于教育史的反思。他说，“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具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噶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未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智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6](P57)。其他如蔡元培提出德、智、体、美育和世界观教育五育并列的思想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所针对的正是晚清忠君、尊孔的钦定教育宗旨和袁世凯篡权期间的尊孔逆流，而梁启超倡导情感教育则是针对当时教育中的知、行割裂以及唯智主义的结构性失衡的现状。可见，这些现代美育的先驱人物倡导美育都是从现代教育的完整性着眼的，同时他们都在自己的相关论述中对德、智、体、美,各育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以及美育与其他各育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作用作了多方面的、深入的分析。 像这些美育先驱人物一样，新时期以来的种种美育言说，从大的方面来看，同样也是着于教育完整性的。建国以后，由于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再加上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局势的干扰，美育逐渐被取消了其独立的教育地位，成为政治化的德育的附庸，所以新时期初期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育的倡导者先是呼吁美育作为教育一维之地位的回归，希冀美育从德育的遮蔽中解放出来。而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和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国教育一度又走向了另一个偏差，就是以应试教育为基本模式的知识教育的片面发展。因而近十多年来的美育研究，大多又转向知识教育与美育的关系上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之下来研讨美育在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在培养人的创新性思维和能力中的作用。从美育与教育关系的上述变迁大势可以看出，美育在近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其实一直扮演着校正器的作用，就美育本位看起来似乎是在不断地为自己在教育领域争取一席之地，实则是为了中国的现代教育能够有一个合理而协调的结构，并使之沿着最优化的道路走下去。 再说美育与人生的关系。王国维将教育的宗旨与他对美育的大力提倡归结为“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所谓“完全之人物”即人之身体能力和精神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这是对美育与人生关系的一个极为精辟的概括，直到今天，美育在人生之完美幸福、人格之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仍然是人们最为钟爱的学术话题。不过，对美育与人生关系的论说，在中国现代美育的两个不同阶段又是建立在不同的时代规定和理论认识逻辑基础之上的。在20世纪上半叶，美育像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样，是服务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时代要求的，是为“新民”这一中国当时的第一急务服务的。在其作于1902年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梁启超从其“新民”理论出发，认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而他所谓“特色之国民”，就是具有独立自主的个人品格、自由意识和进取精神的现代国家公民。这样的特色国民是建立新制度、新国家的基础。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思路，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当时的中国，只有“尊个性而张精神”，使人人皆能发扬踔厉，国家才能真正兴盛强大起来。基于这种“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理念，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满腔热情地讴歌以拜伦为代表的浪漫派诗人，希图借“摩罗诗力”之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通过改造个性不张的国民性最终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1920年，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说中，蔡元培也是把美育与教育的“立人”宗旨联系起来。他说普通教育的宗旨就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而要养成健全的人格，则需德、智、体、美四育并举，“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7](P107)。所谓“养成健全的人格”、“培养共和的精神”，其实也就是梁启超早先的“新民”理论在共和时代的一种新的发展。如果说上述“新民”、“立人”之说更多的体现的是时代的历史规定性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对美育必要性的论证则主要是基于康德对人类心意机能的知、情、意三分之说。如前所引述，蔡元培早在1901年的《哲学总论》中就明确提出，人类的心象有情感、智力、意志之三种，落实于教育学中，则“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可见，美育对于人类教育的必要性乃是建立在人类心理本体有情感的存在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这之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美育论无不沿袭了这一论证思路。 应该说，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研究，在美育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对前一个时期有一定的承续性，但也有相当的拓展。从美育之必要性的理论认识逻辑上看，康德的知、情、意三分学说已不再是唯一的理论资源，席勒《美育书简》中对片面化的社会分工和现代知识教育之弊端的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及其根源的揭示和批判，以及以存在主义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对技术理性的分析和批判等等，都成为美育研究者立论言说的理论借鉴，甚至成为主要的理论资源。美育存在的必要性的认识已从较为抽象的心理本质转向了更为现实的社会领域。由于这个转变，美育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进程中不仅承担着建构合理的教育结构和发挥特殊的育人功能的作用，而且具有了更强的现实人生关怀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了社会文化批判和精神人格重建的职能。在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教育界，美育界对于片面的知识教育、对应试教育所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揭示最多，抨击尤甚，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内部制衡与调节作用。而就历史的规定性来看，中国的现代教育在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发展之后，至上世纪末期以来，已经超越了简单地学习和移植西方的教育学制与课程体系的阶段，而逐渐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需求的以义务教育为基础、以高等教育扩张式发展为牵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学历教育与终身教育相衔接、专业艺术教育与非专业艺术教育并举的教育之路，而无论是哪一类教育，为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而推行素质教育，贯彻德、智、体、美、劳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都是共同的，美育在教育方针和教育体制、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已经牢牢地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1999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根据中国教育变化了的新形势，做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和决定，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决定凝聚了中国教育界的共识，是对中国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一个科学的表述，美育也由此而获得了其新的历史规定与功能。决定里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把美育与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这既是新的时代形势、新的人才观念对于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对于王国维以来中国美育思想家们关于培养“完全之人物”教育理念的继承与发展。正是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中国美育界近年来在美育功能的认识上，已逐渐地超越了以往的美育为德育之助、智育之辅的附属论或工具论，超越了将美育仅仅局限于艺术知识与技能教育以及情感教育的狭义美育论，而提出了如前所述的种种新说。应该说，强调人的感性能力的开发的发展论、主张以立美为美育的基本功能的大美育说，甚至主张美育在人的休闲娱乐中的价值的娱乐说，都是基于受教育者素质能力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提出来的。可以说，正确地处理素质教育、人的全面发展与美育的关系已经成为并且将会继续成为落实科学的教育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这也应成为美育界必须积极面对并予以科学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