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振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2021年4月21日下午，美学研究室老主任聂振斌研究员受邀主讲2021年度第三期“中国美学：传统与现代系列讲座”，主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与价值观”。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主任徐碧辉研究员主持，美学研究室师生、社科大师生及部分热爱传统美学的社会人士参与。

讲座海报

聂振斌研究员首先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西方哲学即可以分成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观三部分。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文化精神、人文精神和情感态度，想要深刻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要事先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西方并不相同，西方文化主要强调价值中立，科学技术也被认为具有中立性。

接着聂振斌研究员从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出发，厘清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文化是文明的根源，但二者的概念不同，文化具有两面性，存在正值和负值两方面。哈佛大学学者亨廷顿写了本巨著——《文明的冲突》，不如称为《文化的冲突》，文明是文化中正值的一部分，摒弃了文化的负值和野蛮的阴暗面，本身并无冲突的可能性，当今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冲突的根源便在于两种文化的内在冲突。关于文明的载体问题，文明不体现在建筑物和墓葬上，像活人殉葬等习俗更是对文明的沾污，而蕴含于传统文化精神之中。钱穆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视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此观点在学术界大肆流行，但事实上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在我国自古有之，早在《易传·乾·文言》便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汉代刘向《说苑·指武篇》中也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经两汉魏晋之后文明和文化的含义日益凸显，绝非西方舶来之物，西方的文化概念源于拉丁文Cultura，有耕作、培养之意，而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易经》有“人文化成”之说，此意离当今文化的含义更为接近。

文化与自然相对应，凡是人造的都能归于文化的范畴，其定义较为复杂。文化可以简单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三类，物质文化是附着在器物之上的文化，如绘画和建筑，物体是文化的载体，但本身并不是文化；精神文化更接近文化的内涵；非物质文化是以人的生命活动为载体的文化，如工艺美术和风俗礼仪，这里并不能称身体文化，人体不是物质而是生命，人的生命是精神和身体密不可分的，这正是先秦生命哲学的特点：有象、有动、有变，必须用整体思维来把握生命。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象思维，这里的象不是形象，而是抽象，六十四卦就是抽象，由一般上升到具体，属于一种精神符号。

聂振斌研究员将文化定义为：“文化就是把人的生命精神通过物质形式或物质实体加以客观化”。与生命活动的直接表现相比，文化更具有普遍性。

讲座现场

中国传统价值观，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问题。聂振斌研究员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提炼出三点：

首先是天人合一、乐天精神和乐观主义。

“和”是中国生命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是中国哲学最有概括性的概念，也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国语·郑语》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说，“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有达到“和”的境界，宇宙万物方能孕育生长，天地之间充满着各种元素，惟有“和”才能生物，生命的外部环境需要“和”，生命内在结构需要“和”，生命的延续和繁衍也需要“和”的平衡。“和”也蕴藏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六十四卦中上两爻为天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下两爻为地道，这种三才一体、和谐共处的自然观具有无限生命力。

“一”是自然的客观规律，切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都主张天人合一，《乐记·乐礼》以“天地之和”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天和高于人和。儒道两家都强调天人合一，道家提倡自然无为，符合天道顺应自然，这种理想较为消极；儒家则提倡有为，强调人的创造性，荀子主张化性而起伪，改造人之恶，使人性向善；孟子主张则礼乐教化，注重人性向善的培养。聂振斌研究员在这里更为赞成儒家的观点，天人合一需要有为，需要制天命而用之，人也需要有所作为的，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改造自然，形成人化自然，道家有点反文化倾向。

“乐天精神”和“乐观主义”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古人会因符合天意而感到愉悦，中国自古就有祭天祭祖的风俗，对天地格外虔敬，对自然格外尊重。另外，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生态平衡的思想，《孟子·梁惠王上》就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说法，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早熟的标志。

其次是礼仪之邦和人文精神。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和冠带之国，人文精神较早孕育且水平甚高。教育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人文教育从五帝时就已开始，上古三代的先王乐教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最重要的举措。古代中国以人文现实创造的艺术担当礼乐教育的重任，乐的内容反映先王建国立业的功绩，形式为音乐、舞蹈、歌诗三者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大概开始于公元前23世纪，远早于欧洲。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用神话或宗教来教化民众，“上帝”、“神”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但古代中国除了黄帝时期有所宗教残留之外，更为主流的是人文精神的发达，西周时人文教育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国文化的整体都渗透着以“和”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学术思想的产生也相当之早。古希腊到公元前12世纪都还是神话时代，其真实历史难以考察，但与此同时的周朝已经是一个礼乐盛行的社会了，有着相当发达的文明程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并非真实历史，只能称为文学艺术，中国的《诗经》才是真正的史诗，反映了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真实情感。

中国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传统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上，聚焦于人自身，旨在培育人自身的修养和品德。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中国人的民族修养和自律精神得以体现，无论男女老少都服从管理，自觉佩戴口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不被提倡的。自律即意味着人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欲望问题，荀子认为欲望是恶的根源，教育是防止人性恶化的外在力量，孟子的“性善说”在目的上也与荀子一致，都要求提高人的素质。艺术教育旨在将欲望摆在适中的地位，欲望既是生命的动力，欲望的放纵也有破坏个人生命和社会秩序的弊端，艺术教育和美感教育比法律来更能起到疏导和节制欲望的作用。传统的礼教施教，祭祀和出征中有着盛大的礼乐教化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感到既敬畏又不压抑，礼不仅没有成为遏制的枷锁，反倒成为人的兴趣和内心需要，生命力量被自然而然地得以驯化为美感和道德，这便是先王乐教要达到的效果。中国儒家和中国社会强调道德教育，强调“为政以德”，但道德教育并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形式，反而中国传统的艺术教育颇为发达，从先王的礼乐发展到汉代的诗教，再到红楼梦等明清小说，诗乐舞结合的美感教育始终主导着中国历史，比西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更具先进性。

最后是人道观念和和平精神。

钱穆先生认为，商殷是人道观念的萌芽时期，就有父子孝，兄弟悌之说，孝向纵发展，悌向横发展，故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儒家的人道观念的内容更为丰富，孔子重忠恕，孟子重爱敬，五常“仁义礼智信”，都是人道观念的核心。

“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国文化的和平精神是以汉族为主体发展壮大，中国古典诗歌一般都有反战倾向。当然过于极端的和平主义有其弊端，导致近代中国屡次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历史教训值得铭记，在如今，中国的人道主义和和平精神对西方霸权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政治也能起到遏制作用。

此次讲座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两大部分，至此，聂先生已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层面，接下来，他从“游乐人生和审美精神”的层面进一步展开“审美观”的讲述。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重实际，但中国文化的“实际”的含义，与今天理解的“实际”是不一样的。《孟子·离娄章句上》有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这里的“实”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实”，并非生产贸易的“实”。孟子的君子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也不存在实际功利化的“乐”，不要将二种“实际”混淆。当然中国文化重视的“实际”有利有弊，生产贸易还是值得重视的。

每一个民族都有艺术，都包含审美，艺术审美即乐感。中国乐感的特点在于，除了艺术审美外，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之中掌握了自由才知其乐，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的文人和创作的艺术并不以追求财富为乐，也绝不在文艺领域歌颂财富和争霸，反倒有许多描述人民的困苦生活的作品。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相当发达，其思维方式和教育形式都倾向于审美化、立象以尽意的生命哲学。

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美学理论和思想，能够发现中西美学的诸多不同。

在美学追求的方法和目的上，西方美学自柏拉图以降便旨在追求事物的本质，中国美学则以生命哲学和整体论的方法，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切忌不要照搬西方本质论的概念来解决中国古代美学的问题。

在美感论上，西方理性主义美学排斥感性，强调美的超越性和精神性，而中国生命美学的美感论也是以生命哲学的整体论思维出发，其美感不排除生理快感和道德快感，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理性用以提升感性，不偏向于感性或理性，更符合主体作为理想和感性统一体的实际情况。

在艺术创作论上，西方艺术创作论是决定论，唯物主义创作论将艺术看作是对自然的摹仿；唯心主义创作论将艺术看作情感的主观表现，两种倾向都具有片面性。中国艺术则是互动论，强调主客观统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的意识视为对象化的意识，这种对象化过程在人出生时就开始进行，中国古代曾被谴责为唯心主义的王阳明，他也认识到了对象化。《传习录》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阳明“南镇观花”是心与花的互动，由寂而动，并非移情，心之动，生动地演绎了人心与物的关系，人并非出生就懂得艺术和美，而是意识对象化，看悟了，心动了，主客体产生互动，自然界的种种景色才结合成一幅怡人的美景，人才能达到一种审美境界。《乐记》本篇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对象化促使心动，心动促使物动。所以说，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与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早就一致了。

在美育上，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美感艺术教育的不同，两个古国都依靠美感教育来走向文明，但差距在于古希腊的美感艺术教育建立在以神话为核心的空想上，诸神争斗冷酷无情；而中国的美育要求人生自律，两种美感教育得出的成果是非常不同的。

聂振斌研究员的精彩分享长达两个半小时。最后，聂振斌研究员鼓励在座的师生们要有民族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在于空喊口号，而是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徐碧辉研究员在简短的总结中说，聂先生此次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艺术精神作了非常清晰的阐述和厘定，如文化、文明、价值等，同时，聂先生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明晰的梳理，这些都需要我们慢慢回味消化。遗憾的是，本次讲座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设置提问环节，不过以后有机会还会再邀请聂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思想。在全场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钟旭日，方旭）

聂振斌先生与美学室部分同仁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