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杰：娱乐化时代的美育使命

娱乐化时代的美育使命

杨 杰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24）

【摘要】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中呈现的过度娱乐化之风向美育提出了新的使命。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格局与传播媒体的迅捷发展促进了文艺创作与传媒活动内容的多维性，文艺娱乐功能得以回归，人之正当感性欲望得到正名。这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满足广大受众娱乐休闲诉求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过度娱乐化的倾向，矫枉过正地将人的感性欲望无限放大，缺失了必要的理性引导与制约。这在匡正以往感性备受压抑的偏颇时又走向摒弃理性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有悖于完整人格培养的宗旨，也偏离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应有轨道。因此，在过度娱乐化的当下，纠正偏差，培养拥有完整的人格与和谐的意识体系的全面发展的人就成为历史赋予美育的神圣使命。

【关键词】娱乐化；美育；使命

康德认为审美判断能够沟通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从而搭建起沟通二者桥梁。审美意识沟通科学意识与伦理意识，从而使人形成完整的意识体系。审美活动能够使感性内含理性规范，使理性不再枯燥、乏味而充满鲜活色彩，从而建构起完整、和谐自由的人的意识体系，这正是“美的规律”所说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然而，当下的社会文化风气，尤其是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传媒界的过度娱乐化倾向比较明显，呈现出由对以往备受“集体主义”“理性主义”大旗束缚压抑的感性欲望的解放滑向极力推崇私人化个性张扬的感性至上，并将之无限膨胀而视作人之为人的全部本质规定性的偏颇，从而使感性变成失去理性应有的制约与规范的“野马”，造成“单面人”的结局，其实质是由一种偏颇纠正另一种偏颇，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这同样矫枉过正地使本应辩证统一的人的感性与理性出现内在的分裂，导致人的意识体系完整性的失衡或残缺。因此，在“娱乐化”之风盛行，甚至愈演愈烈的当下，美育的历史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

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不断迈进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发展历程，自由王国的理想是人类获得自身全面解放的真正实现，美育的功能与作用就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杨杰（1966.5--  ）男，济南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文艺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审美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12&ZD013）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我们所说的“必然王国”是指人受制于大自然盲目力量的统治，处于物质生存与感官本能需求维系生命的被动状态。这种深受必然性束缚的生存状态表现为人失去主观能动性而对自然的严重依附性，这是一种单向受制于自然规律而缺乏主体能动性的现实境遇；与“必然王国”相对应的则是“自由王国”——“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①],这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必然性的认识与驾驭，是主体意志实现的主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受动性两者之间辩证统一而出现的生存的和谐状态。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类社会必将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趋势就是主体的人不断由感觉的被动状态迈向思维和意志的主动状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真正解放的历程，“自由王国”中的人才是肉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统一。

人的全面发展所获得的“自由”是建立于“必然”基础之上的。离开对必然性的遵循与运用，就无从谈起自由。我们常说的“学以致用”恰恰说明“学”（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用”（对自然规律的驾驭）的前提，同时，“用”又是我们“学”的目的与归宿，只有“学以致用”时，人类才可能通过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以实现主体意志自由性的目的，才可能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表面看，人的自由貌似以主动性状态显现，但其实质却是受动性，而且，必然性作为受动性不仅为主动性提供现实的支撑和潜在的可能性，还在深层上制约着主动性施展的广度和深度，没有受动性限制的主动性是难以也不可能存在的。也正是在主动性与受动性辩证关系这个逻辑意义上讲，人的“合目的性”所内含的主体主动性与“合规律性”的主体受动性相统一的“美的规律”是以“合规律性”的主体受动性为前提的。

“美的规律”恰是美育实施的逻辑起点。美育范畴自提出就被赋予塑造完整人格的神圣使命。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倡导以“游戏冲动”化解“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矛盾、对立，这正是美育的功效所在，即通过美育培养与造就拥有和谐、自由、完整的人性。这种“游戏冲动”与人的和谐人格的形成之间互为存在前提，“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②]，这里的“游戏”就是审美，因此，人与美之间就建立了独特的“游戏”共在关系，这是一种自由的关系，既遵守游戏规则，又在规则中游刃有余地驰骋。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充分认识到科学与宗教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必不可少“两翼”的重要性，提出了至今仍意义深远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期冀以美慰藉人的精神家园。他认为，“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之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③]。以此，美育在塑造人的健全人格与和谐的意识体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席勒之所以极力倡导美育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体制与制度、法制与文化、民俗与风尚、手段与目的、付出与回报等诸多关系的失衡，必然造成“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上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④]的偏颇，于是试图通过美育途径予以纠正，从而使人“从感觉的受动状态过渡到思维和意志的主动状态”[⑤]。当初席勒所忧心忡忡的碎片化、单面化的人格分裂现象在今天非但没有消除，反而伴随着近年过度娱乐化的社会文化潮流而呈现出日益加剧的蔓延态势，当代美育在抵制人的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等的分裂，重塑完整和谐人格的社会担当不容忽视。

近年来，大众文化的勃兴使得各种娱乐活动空前活跃起来，无论是娱乐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娱乐方式、途径的多元化，都较之前有了质的变化。然而，伴随西学东渐的深化与强化，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体系都程度不同地收到冲击，甚至某些区域面临“溃堤”的可能，由此带来了系列社会变化，当下文化就是这种状态的生动写照。譬如，走出以往对人性压抑的窠臼，当人们的七情六欲获得应有之义时，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滑向极端享乐的泥潭。面对如此的过度娱乐化的涌流，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否应该坚持核心价值观念为引领，在积极倡导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同时鼓励多元化文化并存的格局等问题迫切地摆在文明的面前亟待回答。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⑥]，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具有自身独特质的规定性然：既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现实社会实际的具体情况，又不能滞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既要中国化——区别于西方文明样式，又要时代化——显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变革，既坚持自身发展的本质属性，又大胆借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优秀资源，打造契合中国国情现实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现代文化意识形态，是现代中国国民拥有现代素质和现代意识，作为当代美育重要途径和方式的文艺理应承担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历史责任。

二

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娱乐化转向的发生有其特定历史原因和一定的纠偏作用。新时期文艺的逐步发展是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为前提的，具体到文艺领域，则是全面清理“文革”中各种“极左”路线带给文艺的种种错误和层层枷锁，尤其是澄清文艺与政治的“工具论”观念，这为恢复文艺应有之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界一方面积极倡导文艺的自律性——审美性、娱乐性，一方面为人的正常情感的抒发给予正面肯定，这些努力都为文艺走出“文革”时期的政治化、单一化与刻板化的“时代传声筒”的困窘局面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回顾这一历史阶段时所无法也不能否定的问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与政治、经济体制等领域改革的全面展开，人们的思想日趋解放，国门的打开使得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哲学思潮、文化思想纷沓而至，在西方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各种学说接踵而至，几乎同时涌入中国舞台，如万花筒般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令人应接不暇。这些西方哲学思潮、文化观念与中国固有的传统价值体系不断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如世俗化物质生活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得到肯定，个人主义与私人诉求合法化，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断解构已有的价值体系与人们的思维定式，突破“文革”时期一元化的高度“统一”的思想禁锢，而日益呈现为多元化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反映到文艺领域则是创作活动的多维度格局的形成，毫无疑问，这对于改变人们以往单调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满足当下不同层次精神需求具有积极的作用。

至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勃兴使得文艺创作与网络娱乐活动驶入文化工业轨道。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从严肃艺术向娱乐文化转向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这股思潮迅速向世界各地扩散，并持续发酵激起轩然大波；同时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回报也成为文艺追逐的目标。在此经济利益驱动的特定社会背景下，我国当代文艺展现出审美日常生活化、传播途径多样化、阅读碎片浅显化、艺术活动世俗化、文字阅读图示化等诸多特点，文艺已经逐渐褪去往日的光晕而放下身段委身于寻常生活，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衍变为文化工业并步入商业运行轨道，大众文化、娱乐文化都成为消费时代的消费品，成为浅尝辄止的“文化快餐”。文艺娱乐化对于人们放松紧张的神经，调节生活节奏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是其合理性一面。但是，当文艺无限度地追逐物质享受与身体快感的过度娱乐化成为文艺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新潮时，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以往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被搁置了，艺术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社会责任感被放逐了，国家、民族、集体利益也让位于个人利益而被边缘化，“发行量”、“票房”等纯粹的商业指标凸显而成为衡量艺术水平高低的最高乃至唯一的标准，经济效益毫无遮掩地走到社会历史的“前台”，成为文艺活动驱动力与考量文艺成败高低的“硬道理”。

那么，面对市场化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与游戏规则，文艺如何才能攫取最大化的利益呢？或许，答案就是两个字——“眼球”，于是，收视率、发行量、票房数与点击率等就成为衡量标准。于是，一些文艺活动逐渐步入歧途，而且是越行越偏：从严肃化走向娱乐化，再滑向过度娱乐化的泥沼，呈现出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相背离，渐行渐远的嬗变态势。如此潮流的主张者与推动者自有“主张”：高举为艺术而艺术大旗，宣称文艺就当尽情抒写自我的个体感受与主体体验，具体到文艺创作活动方面，则是竭尽全力地抒写个体私密空间中自身的主观感受和敏锐地捕捉、描绘个体的情感神经。但同时，又对公共空间与公共事务丧失应有的热情，不屑一顾；面对社会，藐视、嘲笑固有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面对历史，则是“戏说”、解构已有是史学观。这些做法貌似富有“创新精神”，也的确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引起社会舆论的“哗然一片”。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文艺所反映的社会是消除深度的碎片化、平面化而缺少文化积淀与历史厚度的“存在”，宣扬的是物欲享受的拜金、拜物与垂涎权贵，这类文化，“放逐公共价值，在公共空间之外谋求私人生存并努力实现私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否认文艺应该表现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对现有的一切进行主观的、个性化的‘大胆’改造，甚至是彻底的消解、颠覆，无论是对传统的、已有的社会道德价值中心体系，还是对经典文本或者历史事实，都进行全面的颠覆，置历史史实于不顾，有意消解中心话语，凸显非主流意识和非宏大历史事件等边缘化、零散化视点，将历史随意解构；他们书写现实的或历史的事件时，淡化历史概念，甚至为刻画、重树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而不惜歪曲历史、颠倒黑白”[⑦]。

这种思潮表现在电视栏目中，则是标举“关注民生、走进生活”的旗帜，身披诸如真人秀、交友、婚恋、家庭、法制、游戏、选秀等各种靓丽的罩衣而对社会某些消极、甚至是对丑恶、迷信等“藏污纳垢”边角的“地毯式”扫描或“深度”挖掘，于是，金钱、美色和两性话题充斥在各种传播媒介中，在一定程度上为“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蔓延推波助澜；拜金女、富二代等“明星嘉宾”在相亲类节目中频频闪现，他们对“贵族生活”垂涎三尺却对“贵族精神”全然不知，毫无廉耻地公然宣称奉行“宁做宝马哭，不坐自行车笑”的“拜物教”信念；各种情感类节目的猎奇与炒作边缘题材等“审丑”行为堂而皇之占据电视黄金时段；为经济利益驱使，一味迎合某些低级口味，博取观众“眼球”——各种因亲情矛盾、家庭纠纷激化而导致的极端行为、过激言论成为噱头，“揭伤疤”或暴力恶性案件登上“舞台”，令人“拍案惊奇”；悲情、阴暗、颓废心态被过分渲染放大，“每天打开电视都是吵架的、打架的，离婚的，找小三儿的”，这成为观众对当下电视栏目的最好归纳。表面上看，这的确是将媒体、文艺的镜头聚焦到社会生活，“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确实博得了某些受众的关注与青睐，各类经济指标一度陡然提升，广告收入耀人眼目，甚至成为同行羡慕与效仿的摹本。

然而，上述文艺界貌似“繁荣”的景象与以电视媒体、网络平台为支柱的众媒体的推波助澜除了凭空制造了一场喧哗与情绪宣泄外，究竟向社会、向公众传递了怎样的“能量”？其宣扬的观念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如此的娱乐化倾向输送给我们的精神慰藉是什么？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相反？

三

综观近年文艺活动与影视、网络媒体的各种传播倾向，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在试图矫正以往受理性过度束缚、压抑的感性，并为感性欲望正名的同时，却又走向感性的失度把控与无限膨胀的误区。固然，以往的单一枯燥的理性对个性存在某种程度的压抑，将人正常感性生活紧紧束缚于狭窄的范围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地位和伸展的做法是违背人性的，它将本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变得乏味而单调，使人丧失了生活应有乐趣，成为理性工具下被奴役的对象，日常生活失去应有的五彩斑斓。因此，新时期以来将人从过度的理性桎梏下解放出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走向问题的另一端，否定人之为人的理性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而放任感性的无限扩张，甚至恶性膨胀为人的全部本质的观念与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要知道，失去理性规范的感性很易迷失航行的方向，就像过度压抑感性导致生活丧失绚丽多色的结果一样，单一的、片面的感性只能使本应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这种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分裂甚至对立的状态恰恰是当代美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席勒美育所追求的完整人格是建立于拥有一个完整、统一、和谐的意识体系前提下的。人类的发展历史，就表现为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与改造主体世界是人类社会实践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就如同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一般，它们互为前提、互为表里、共同提升，我们今天所大力倡导建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恰恰就是人对客体对象世界改造和对主体自身改造的结果，二者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社会历史的进步表现在主体方面则是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的整体进步，而人类的整体进步又以具体的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和基础，离开人的个体发展讲人类的整体进步只能是抽象空谈。具体到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健全的人格的培养与和谐的意识体系的完善，所以的这些正是审美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和历史使命所在。

完整而和谐的人格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逐渐形成，实践是人类现实存在的方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与外在客体世界之间形成了物质实践关系，这是人类自身维系生命存在的基础性、物质性前提。改造世界就必须以把握自然规律为前提，于是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关系，这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最基本的对象性关系，要求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培养对自然规律必然性的敬畏感；伴随着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进程的不断提高，以“求真”为核心的人的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的水平也相应地不断得到提升；人进行物质生产的目的是为自身存在服务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于是形成了人与客体对象之间以“求善”为核心的价值关系，反映到主体方面就是人的伦理意识，表现在社会实践中就是人文精神。如果说，科学精神要求主体的科学意识遵从客体规律的话，那么，人文精神要求客体世界为主体的目的服务；前者要求主体服从客体，主体受制于客体规律，后者则要求客体服务于主体，客体服从主体，主体驾驭客体，如此一来，客体受制于主体与主体受制于客体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矛盾关系，若实现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和谐一致，势必要将人的科学意识与伦理意识相沟通，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一致，这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美的规律”所追求的境界，即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特殊的对象性关系——审美关系，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大力倡导、推进美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美育所培养的审美意识在构建人的完整的意识体系中具有独特作用。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的，审美意识具有独特的属性：它内含科学意识的知性，但又不是单纯的科学意识；融入伦理道德意识的成分，又不等同于伦理道德意识，因此，审美意识一边纳入科学意识因素，一边汲取伦理意识内容，构建了横跨两者之上的独特的意识领域，这个领域将科学意识与伦理意识有机沟通，从而使人的意识体系不断趋向和谐统一。这正是美育价值与现实意义所在。理智教育培养人的科学意识，它通过不断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即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来逐步增强人对客观必然性的把握，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但是，单一枯燥的理性主宰状态常常使得人主观世界分裂，造成了肉体与精神、情感与思想的分离，以至破坏了人的完整而丰富的本质特性。伦理道德教育可以培养人的伦理意识，建立与完善人对现实的伦理实践关系，它通过对人的道德品质与思想观念的提升，培养人们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和献身事业的坚定信念，以不断提高人们移风易俗、改造自然的能力。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如果单纯的感性主宰状态往往使人将主体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客体对象，贪婪地无限制地向大自然攫取，使人的原本丰富的感性蜕变为片面的粗野和冷漠无情的占有。可见，尽管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无论是伦理教育还是理智教育，如果割裂了人的意识形态框架的和谐性这一基本原则而片面、畸形地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违背人性，最终造成单面人的结局。[⑧]因此，无论是摒弃理性还是压抑感性的观念与做法都与培养、造就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规律相背离。

四

客观地说，近年来文艺创作实践与电视等媒体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和日常生活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文革”时期造成的人们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与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文艺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与媒体宣传的形象多如“样板戏”所歌颂的“高大全”式的“时代传声筒”型的扁平面孔，其存在状态是只懂得“工作”而缺少寻常百姓绚烂多彩的“人间烟火”，人物是没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的类型化形象，成为脱离具体历史现实生活的空洞的政治宣教符号。因此，新时期以来关注、反映现实社会民生并以挣扎于社会底层芸芸众生的“小人物”为关注和反映的对象，具有积极的纠偏意义。

但是，片面强调人的感性欲望的重要性、必要性乃至唯一性的过度娱乐化思潮带来的问题我们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过分宣扬私人生活和个体人的感性欲望，将社会变成拜金主义、权力膜拜、追捧明星和崇尚贵族化的喧嚣场，而这一切又是完全拘泥于私人化的生存空间，对身体的迷恋胜过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关注自我多于关注公共事件，张扬感性欲望而拒绝理性存在，然而，缺失理性制约与引导的感性欲望的无度膨胀极易导致形成“单面人”。此类文艺和电视栏目以“关心民生、贴近百姓”为幌子，以博取大众“眼球”为噱头，以刺激人的感官生理欲望为“法宝”，标举“现实主义”大旗——却是抽空现实主义精神的纯粹“自然主义”的露骨写实。这种思潮、倾向，将肉体感官视作超然的人的本质而推崇有加，情欲、肤觉毫无遮拦地公然成为大众话题。在此观念驱动下，个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社会道义、责任以及公德的弘扬相对立，世风由尊奉感性到膜拜肉体，终于沦落为生理快感的醉生梦死，而这时的人的“身体”已经是没有精神支撑的生物体——理性被彻底摒弃了。固然，弗洛伊德理论笃信“力比多”的巨大动力，强调人的本能的深层性内驱动，但其理论中的“人体”是蕴含着深度模式（本我、自我和超我）不同层次的立体存在，而如今的现实却是深度模式被消解为“平面化”，“身体”成为了既没有理性亦可以超然于任何理性束缚的只有感官本能欲望的生物体，就像曾经风行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肤觉写作”，其真实面目不过是“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与“写作肤觉”的一帘遮羞布而已，而“身体”“下半身”与“肤觉”更是人之原始本能的动物性、生物性的生理感官体验的等义词。此类“娱乐派”坚信人之“本真”生存的生动写照就是表现人之生理快感、人的感性欲望，只有这样的文艺才是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才具“现实主义精神”，才是“直面”与“直录”现实社会与芸芸众生，唯有聚焦私人化的“私密生活”，而且认为只有感性需求才是“最真实”的人生体验。于是，各式的无序、荒诞、巧合、零碎的生活画面甚至是庸俗的“场景”被地搬上了各类“舞台”，堂而皇之地成为不分老幼男女的大众娱乐的全民“盛筵”，进而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今天的公共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图像与话语，以及以性为核心的私人经验”，“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与房子，把玩自己或别人的私密经验，偷窥明星隐私，忘掉公共世界的参与”，“沉湎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湎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想唱就唱’、‘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时候，真正值得关注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不了传媒，而被放逐出‘现实’”[⑨]。面对如此现状，“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⑩]，然而这种过度狂欢极易导向“娱乐至死”的悲剧。

当我们巡礼人类文学艺术宝库时不难发现，任何之能够称作经典的名作在拥有较高艺术性的同时无不蕴含丰富的社会价值与深厚的历史积淀，充满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的担当，对人性的思考，对人生的追问，对民族的热爱，对文明的憧憬，对历史的反思与展望，呈现出对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追求，在将世人引领、漫步于美的艺术欣赏殿堂而使之流连忘返、如痴如醉的同时，更震撼人心、发人深思。相反，近年文艺的娱乐化却是与经典的社会功能背道而驰，殊不知，庸俗不等于通俗，单纯的感官享受不是精神的愉悦，感官的刺激也决不能与灵魂的震撼相提并论，更不是古希腊先哲所倡导的文艺对人之性情的“陶冶”与心灵的“净化”，其结果恰恰相反。

况且，人的感性与理性是难以分割的。将人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固然必要，但若矫枉过正，孤立而片面地宣扬人的感性存在的合理性而否定理性的价值和作用，必然走向人之感性欲望的无度恶性膨胀，同样导致人格分裂。今天，当我们大谈“以人为本”与人文精神的时候，切莫忘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如车之双轮一般缺一不可，它们相互支撑、相互制衡，没有理性的指引与规范的感性欲望就如同逃离樊笼的野兽，任意妄为、危害无穷；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国情有别于西方。自古以来，与对“真与美”的重视程度相比，我们更关注“善与美”的统一，在这方面是与西方的历史有着鲜明差异的。陈独秀早在20世纪初就清醒地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规，以定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思想云为一尊理性。”^[11]今天，如何构建健全的人格与和谐的意识体系问题仍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以个体人的提升为前提条件，而全面发展的人是不能缺失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因此，那种片面发展人的理性精神或者单一张扬人的感性欲望的观念与做法都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想违背的，必然导致人的不断异化。

黑格尔认为，审美具有令人解放、赋予主体自由意义上的作用。审美教育所特有的救赎意义，是人格完美的提升，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种种诱惑，面对人生游戏化、私欲膨胀化、文艺娱乐化、文化商品化和道义戏谑化的暗流，审美的精神超越性与救赎意义担负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期待“科学意识与人的价值意识完全结合起来时，现状压迫人类的最大二元论，即物质的、机械的、科学的和道德的与理想的东西所存在的裂缝，就化为乌有”[12]。美育的责任就在于为当下片面的感性化、情欲化、物欲化的感官刺激赋予理性规范，使娱乐脱离“低俗、媚俗、庸俗”的感官欲望刺激的漩涡，在发挥休闲娱乐功能的同时，启迪人们思考社会、反思自身，构建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担当起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的历史责任。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一个市场经济博兴的时代，一个“眼球关注”的时代，如何在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文化格局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何在文化坐标的多维度延展中坚守主流文化，如何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协调中守望民族精神，如何在市场化经济运行模式下肩负社会责任感，如何在尊重人的感性欲望合理性的同时对理性规律心怀敬畏之心，都是人之全面发展的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更是当下美育亟待研究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