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莫把“抓手”当目标

四川外国语大学王毅教授在南京美育会议发言：

    我只提几个关系到美育和我们的美育研究会前景的问题，希望从讨论中获得答案，也算抛砖引玉吧。

在常务理事会上介绍了教育部、民政部领导希望每一个学会，每一个专业委员会找准自己的位置，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定位。可见“定位”既是每个民间组织的生命线，更是中国美育和我们学会的生命线。所以我们的“定位”问题，的确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先说第一种“定位”。我们的研究重点，应该侧重于“高校”，还是要将大、中、小学的美育和艺术教育都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和范围？如果连中小学美育一起纳入研究重点，我们这个学会是否还能叫做“中国高教学会的美育专业委员会”？

第二方面的“定位”是：我们究竟是学术团体，还是行政实体？如果我们定位为学术团体，那就应该侧重“研究”，而不是“执行”；我们的使命就是：争取以脚踏实地的研究成果——包括数据和智慧结晶——为决策部门支持美育，提升美育的地位和行之有效的施行措施提供理论资源。反过来，如果我们“定位”为行政实体，那就应该听从教育部和领导的指示，执行上级的指令。倘如此，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倘若我们定位为“行政实体”，从哪里去获取行政权力，又针对谁行使权力？

第三方面的“定位”是：在美育和艺术教育之间，美育专业委员会应该侧重“美育”，为三中全会“美育17字”的实施做出贡献；还是应该侧重于艺术教育，只为让更多的学生掌握艺术技能？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为决策部门重视和发挥美育功能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还是根据艺教司的要求，向学生普及艺术技能？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抓手”的定位。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是按照这个定位，运用“抓手”去达到“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目标，还是先把“抓手”当成目标？

还有不少问题，让我感到困惑。譬如在常务理事会上，不止一位发言者提及内容大致如下的话：“现在教育部艺教司领导主要希望我们抓具体的艺术教育工作，他们不喜欢空洞的理论研究”。我想，如果我们这些本应拿出并不空洞的理论的研究者们的文章和专著充斥着“空洞的美育理论”，那领导不待见，也是我们自己活该！但是，在真正的“美育教学”环节里，究竟是“空洞的美育理论”多呢，还是以“艺术技能教育”，或者说是艺术教育直接代替美育的多？从这点来说，我们要“改进”的“美育教学”，是应该从提高全体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角度下功夫，还是从“让更多的学生参加艺术技巧活动”方面下功夫，这个问题该怎样认识，有识之士教我。

我去年在全体大会的发言中说过，在三中全会“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中，隐含了中央对美育作为德智体美之一的特殊使命的期待。我认为，“17字”蕴含了：应该将美育改进为：与德育殊途同归的教育路径，一种与德育同等重要的，走向“立德树人”终极目标的教育路径，如果仅仅把美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能达到这个目标吗？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应该向“美育”，还是艺术教育方向调整战略侧重，恐怕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我们绝不是责怪领导。而是说，如果美育研究者只会空洞地提一些理论话语，当然不可能能引起上级重视——毋庸讳言，迄今为止，我们的确是常常说些“空洞的美育理论”而很少提出行之有效的美育理论。让人耳目一新的，可操作性强的美育理论更是罕见。所以我们说，“美育在所有教育环节中是最薄弱的”。

说到底，如果上级领导因为我们美育研究者的无所作为，而对“空洞的美育理论”失望，所以转而支持可以看（听）得见、摸得着的，以临摹和技巧为主的艺术教育，那么我们这些做美育理论的人要做的事，恐怕是自我反省，自我强化，狠练内功——而不是将“上级不喜欢空洞的理论”解读为“艺术教育比审美教育重要”。

平心而论，任何上级和下级都不会喜欢空洞的理论，但绝不是不喜欢深入、具体的、能指导实践，并收到实效的理论成果。说白了，如果我们只会重复上级领导的话语，层层展开“上级领导”的意图，那们，“研究者”群体和集中这些人群的“学会”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所以，正确解读部、司领导“不喜欢理论”的话语，可能还会得出另一种意思：恐怕不是领导们不喜欢理论，而是对我们拿不出理论的无能失望！也就是在含蓄地批评我们这些自称高校美育教授的群体。在骂我们不能深入、认真地研究美育；不能提出有价值的，符合中国文化土壤和时代需要的美育理论成果。所以我们应该是“会怪怪自己，不会怪怪别人”。说到这里，究竟是美育理论太“薄弱”还是太过分，不就豁然开朗了么？

最后，我想引用一句名人话语做结：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做和不做，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