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旭东:礼乐何以至文明
礼乐何以至文明
丁旭东
近日，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主办了本年度第二次“乐”文化沙龙，这次沙龙主办的背景是在接受首都文明办委托“观赏文明”以及“公共观赏行为规范”两大课题研究之后，所以沙龙主题围绕“观赏”“仪礼”与“文明”而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朱昌林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中青年学者及艺术评价家张国涛、张泯溪、丁明拥、丁旭东等参与讨论。笔者作为亲历者，与专家交流了观点，受益良多且感受颇深，故形成小文与读者分享。
至于礼乐何以促使文明？学者们一致认为，中西文明的概念必须厘清，中国有中国文明观，西方有西方文明定义，二者既有共通性又有各自的文化理解，不能等量齐观。张晶教授说，“《毛诗正义》云：‘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中国古人之“乐”统摄了言、长言、嗟叹、手舞足蹈，即包括了诗歌、音乐、戏剧、舞蹈诸多艺术门类，其主体为表情艺术，咏“情”言“志”是其文化的主体内涵。所以，《乐记》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即“乐”是人心的外化形式。同时《乐记》又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能否不仅听懂‘乐’的音响，又能够洞察‘乐’中的人心志情，那是人动物的区别标志，那是人之文明与粗蛮的区别标志。”
张晶先生用中华传统的文化观念解读了知乐与文明的关系，可理解为“看门道”“懂行”地观赏艺术与文明的关系，即懂行的观赏者能够品味出艺术的情感与伦理道德内涵，不懂行的观赏者只能感受到艺术诉诸耳目带来的生理感受。这是一个人文明与否的评估要件。朱昌林先生则从礼的发生学概念中对文明进行了中国化诠释。他说：“礼源生文明。原始早期人类，穴居时代，赤身裸体 ，为遮挡日晒，防止虫咬 ，寒风侵袭，将动物毛皮和树叶披到身上，防寒保暖，久而久之，随着羞耻心的道德感的产生，穿衣成为习俗。后来，随着审美观念的产生，人们开始装饰自己，用狩猎获得的羊角，作为头饰，用鸟禽的羽毛作为头饰，就产生了“美”。其上部为羊，下部为人，又称羊人之美。于是，从服饰开始，人类走上了礼仪与文明之路。”又说“原始人类不解自然现象，疑神疑鬼，故产生巫祀活动，以为有鬼神存在，故供奉牺牲献于鬼神，以媚悦鬼神，希获其庇佑，消难避灾。殷墟甲骨中“礼”的字形就是用于祭奉的盛器。所以，祭祀产生礼，礼的本质是敬，是敬畏，也可以理解为心诚意切的尊敬。”朱先生实际上提出了两个观点，“仪”为文明之始，也是文明之标识。“敬”是礼之初义，也是礼的本质内涵。他的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合同，此类说法在中国古代籍载文献中可谓俯拾皆是，如《礼记 冠义》称，“凡人之所以人者，礼义也”。 《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以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称人为人，而不是动物，就是因为我们明礼义重仪礼。换就话说，“人”本来就是一种动物，或说脱胎于动物，与动物有共性，也有区别。区别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仪礼”。动物野昧，人类文明，区别是什么呢？还是“礼仪”。
对此，与会学者展开了深入讨论。丁旭东说，“中华传统礼乐文明是不可分的文化整体，《大戴礼记 文王官人》说，‘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诗序》言，‘发乎情，民之性也’故，情为人性的根本体现，人所以为人，因为有情。《乐记》中的‘心’‘情’‘声’‘音’论，是说明，乐之所以为乐，因为表情。故，《乐记》又提出，‘君子“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由中出 ，礼由外作。’‘人不耐（能）无乐，乐不（耐）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能）不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等诸多论点，实际言明，乐是修身致礼的途径，礼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张泯溪补充说，“在西方，文明和文化常常混用不分，其拉丁语词根意思就是祛蒙昧的，受到教育的，有教养的。所以，文明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体现为对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受教和接受，而在行为举止上呈现出有教养的行为状态。礼仪和艺术都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创造，能够懂行地观赏艺术，并能游于艺，驰于心，这本身就是个体文明和修养的体现。现代艺术观赏，尤其是公共艺术观赏，表演者要遵循特定的仪礼俗约，如服饰、化妆、坐姿、表情等都是仪表仪容的体现，致意、致谢等又是礼节的体现，所以，观赏艺也是观礼。同时，人以群分，大多数人有着不同的艺术审美趣味取向，有的人喜欢交响乐，有的人喜欢芭蕾舞，有的人喜欢中国绘画，有的人喜欢古董名器等，只有相同或相近艺术趣味和品味的人会因艺术观赏走到一起，公共艺术观赏成为人们的社交场合，展演的艺术和观赏的感受成为人们人际交流的内容，公共艺术观赏也就成为现代人尤其是都市生活的人的社会文明生活的方式。观赏活动中是否遵守剧场等文明规定，个人仪容、举止、交流等是否合礼又是个人礼仪文明的体现。观赏、仪礼和文明分开而看，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走到一起却融合成为一个有着特定文化内涵的整体。”丁明拥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情有邪正，乐有雅俗。高雅且通俗固然好，但庸俗和恶俗，纵欲淫情，强调感官刺激与人欲贲张的艺术不仅不能导向文明反而适得其反。所以，孔子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观赏规范，《诗序》提出‘发乎情，志乎礼义’的文化主张。”张国涛也持有冷观的态度，他说，“当前人们处于娱乐化消费时代，尤其是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艺术的出现，其以海量和无所不包的态势催生了新的艺术类型，也以宽阔的平台囊含了几乎所有的传统艺术，这致使人们的观赏行为与古代相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人们从“敬仰式”观赏走向“后仰式”观赏，人们在乎的不是艺术本体的文化价值，而是自身娱乐的满足程度。“敬”之不存，礼又何在？礼之不存，观赏文明的提法又有何凭依？”
几位学者的发言是深刻的。一者关注传统，从传统文化语境中寻找自身文化系统的建构。逮至先秦，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口耳相传的声教，乐是其中核心中核心，乐用其宽阔的外延混溶囊括了几乎所以的艺术类型，当然诗歌、音乐、舞蹈为主体，故，古人重礼乐，实际重视的是人观念意识行为仪礼和艺术为代表的精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关注现实。现实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似乎是信息福利社会环境中覆盖着，只要你拥有必要的财富基础，只要你原意，一个人希望看到的听到的内容通过大众媒介或其他途径很容易实现，相比古代的知识霸权与垄断，现代人活的似乎更为从心所欲。但泛滥的自由之下，许多人或者说多数中国人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天空，不再仰望，只是在欲望在压力中疲惫地无意义地追逐着所谓的娱乐精神。从历史的宏观来看，这种精神会是现实，但不会是未来，因为每一世人的生命的终究意义不是满足自我中实现的，文化历史典籍中记住的永远是少部分人，这少部分人才是时代人类的代表，他们是在文化创造，推动人类文明的责任中兑现了生命的符号意义的。所以，礼乐虽崩坏，但文化运动的定律不会更改，礼乐精神，即这种在文化的关照和体验中，活波波地生发自己的主体精神、生命境界和心灵格局的做法是值得继承并弘扬的。有了这种精神星空的仰望，至于是危襟正坐地观赏高雅还是津津乐道地享受通俗，那还重要吗？毕竟，每一个人只有实现时代文化的创造和对文明的推进，个人的生命的符号意义才可以实现，个人的本质力量才得以彰显，此外，历史文化的大道上看不到他者的身影。
丁旭东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秘书长
本文节选并刊发于《中国艺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