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立勇 毛近菲​：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2014年02月17日 10:21 来源：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1期 作者：潘立勇 毛近菲

一、以美育代宗教

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这个命题以现代美学意识融会中国历史文化基因，为中国美学的现实使命作出了明确指归。彰显了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1917年8月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先驱蔡元培先生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并刊登在《新青年》上。他的演讲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袁世凯复辟以来社会上宗教活动的猖獗。蔡先生沿循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知、情、意三种精神作用的说法，对宗教与人的这三种精神作用的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不再以宗教神话传说作为认识世界的根据，也不再以信神、敬神为最高道德标准，宗教与知、意两者的关系已经疏离，于是与宗教关系最密切的唯有情感作用，也即美感；然而“美感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作用，而转以刺激感情”①。有感于这一弊端，他提出“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②。对于中国人来说，在生活上既无欧洲人那种特别的宗教仪式习惯，在艺术上则从唐宋起即很少受宗教之役使，“有脱离宗教之趋势”。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情感教育完全摆脱宗教而代之以美育，条件业已成熟。因此他主张要以“普遍”（无人我差别）的“超脱”（无利害计较）的美育取代之，以培养高尚人格和献身精神。

对于蔡元培先生的具体观点也许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如有的学者曾发文认为他对宗教作用的评价有失公允，宗教与美育其实不可互代，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在这里暂且不论。我们应注意到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演讲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我们更应注意到，蔡元培先生演讲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尽管在他短短的演讲中没有突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缺乏深刻的宗教精神，反之，中国传统文化拥有深厚的“人文化成”精神，这就是“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文化基因。在笔者看来，鉴于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宗教因素的先天不足，鉴于科学和法制未能完全有效地解决人自身的精神寄托终极关怀问题，鉴于高科技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失衡的负面影响，“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美学的基本使命在于通过情感观照的中介协调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使之达到自由与和谐，这种使命与儒家“人文化成”的传统精神是相通的。当代中国美学和人文工作者应加强这种使命感，不能仅仅沉溺于纯哲学理论的抽象演绎，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纯艺术形式的解析，而应更直接地切入人的现实生活，在国民人格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在解决人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充分重视美育的“人文化成”功能。审美活动是人性圆成的内在需要，审美教育是圆成合理人生的重要和必要途径，在先天宗教信仰情感基础不够深厚的中国更是如此。

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一重是物质的存在，一重是精神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本体。科技与人文是人类生存的两翼，前者解决人的物质生存，后者解决人的精神寄托。人类社会已步入高科技的信息时代，《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向人们展示了数据化信息对人类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全方位的影响，人类物质生存的效率将极大地提高。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数字化生存的方式能终极地解决人的精神寄托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西方工业化的进程已表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物质文明的发展未能有效地与精神文明相和谐，那么必然会导致新的精神危机。西方工业化社会片面发展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人的全面异化，以及后工业社会导致的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人的天老地荒式的失落感，都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事实。于是，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预言：未来信息社会的成败取决于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与否，因此强调把物质文明的奇迹与人性的需要和谐地平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相应的负面精神效应均在当代中国得到了演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同样面临了精神文明如何与物质文明发展相平衡的问题，部分国民心态的浮躁，精神价值的失落，天人和人际关系的失衡，均是这种负面效应的凸现。西方文化由于其元典精神中深厚的宗教因素，使其在解决人的精神寄托问题时可较多地依赖于宗教，中国则缺乏这种传统，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的是自我教养与化育的“人文化成”和“内在超越”，而我们必须基于自身的传统来思考。

二、以体验把握存在

“人文化成”精神的要点在于由内及外地化成天下，人生和人心是其关注的要点，恰如其分是其把握的分寸，情理融化是其基本的工夫，人对世界的感受与体验则是其实现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中介。儒家“人文化成”精神所突出重视的并不是绝对的物质实存世界，而是人的价值意义和感觉世界。儒家传统美育思想中有关重感受、重体验，通过主体内在调节来协调与世界关系的思想，有助于当代人类更好地保持身心平衡和人格完善，解决相对生存条件下的安身立命与精神寄托。

在人类文化所面对的三大基本问题，即：(1)人与自然、(2)人与人（社会）、(3)人与自己这三大关系中，儒家文化所着重的是后两个问题，尤其以第三个问题为基本用心，第三个问题是解决前两个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儒家主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次序是先解决人与自己的问题；心正意诚身修了，家不难齐，国不难治，天下也就顺理可太平，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可臻于和谐。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要义正在于通过情理合一的途径内在地解决“人心与人生”的问题，尤其在于解决人心的和谐问题，并由此作为解决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这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不但就总体内容而言，西方文化较侧重于前面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而且就方式思路而言，西方文化即使是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是把人与自身分离开来，把自身当作反思的客体来对待的。而儒家哲学即使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把自然与自身融合起来，把它当作与己一体相关的共在来体验与把握。

与西方古典哲学注重对绝对客体的探讨相比较，儒家传统哲学总是立足于人生来谈论世界问题。从先儒《中庸》的“不诚无物”到王阳明的“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等命题告诉我们，儒家哲学所重视的并不是绝对的物质实存世界或客观世界，而是与人相关的价值意义世界。这种理念有它自成的道理。我们可做这样的延伸理解：这个宇宙广袤永恒无边，其绝对的本体我们永远无法把握；真正对我们有意义的只能是与我们相关的意义世界或价值世界。世界对于我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我对世界的感受，但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是绝对的，它的认识与改造受着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价值世界是以相对的方式存在的，作为感受世界的主体的我的感受却是可以自由地调节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由人去顺应自然，由主体主动地去与对象世界保持和谐，以此来把握理想的存在世界呢？这就是重感受与体验、重和合与融通、重内在超越、重“人心化育”的中华“人文化成”精神和儒家传统美育思想，在协调当代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保持当代人类合理和谐生存状态方面可以给人们的积极启示。

在儒家传统美育思想中，人的精神生命是思考的对象，思考人应如何通过自身的精神修养达到对宇宙人生的觉解，并由这种觉解带来对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的某种体认，从而使人的人格、学问、修养等内在的精神世界达到一个理想的境地。境界的获得往往是依靠“体验”而来，这种体验往往又是一种“乐”的体验。儒家所提倡的圣人境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孔颜之乐”，儒家的“为己”之学，其最终也都是要实现心中之乐，“学至于乐则成矣”③。当然此乐也需要在“事上用功”，并非枯坐冥想，自然天成，最根本的是要从“身心上著切体认”。“‘乐’字只一般，但要人识得，这须是去做工夫，涵养得久，自然见得。”④对“乐”的追求，实际上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本然状态意义上的审美存在，对“乐”的深刻的体验过程，就是个体自身的存在本质与精神潜能的激动和焕发过程。

席勒曾经大声疾呼：“活生生的感觉也有发言权”。的确，人不仅是一个个具有认知能力、实践能力的主体，更是一个个充满着感性需要并时刻感受着外界变化、体验着自我存在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人不仅通过理性逻辑去分析认知世界，而且必须通过活生生的个体的灵性去感受世界。在与宇宙自然的感通呼应中，人的精神体验到一种自由的美感，这是一种俯仰自得、纵浪大化的审美情怀，这种感性情怀使人真正保存了对事物的敏感性，而不至于陷入抽象或片面的理性世界而失去存在的真实。

三、以人格支撑精神

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还在于，它所崇尚的人格理想、人格境界和人的道德主体性有助于当代人类保持人性的伟大与尊严，在这个纷纭的世界中支撑起精神的支柱。儒家认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师吾其性”⑤，“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恁地大事，圣人独能裁成辅助之，况于其他？”⑥人作为天地间的道德主体，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甚至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变成和天地一样伟大。尽管西方从古希腊先哲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的“自然向人生成”、“人是目的”，同样赞颂人类的伟大。然而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自17世纪以来面临着三大打击：(1)天文学的打击；(2)生物学的打击；(3)心理学的打击。天文学对地球中心说的破除，使人不敢再说自己是宇宙的主宰；生物学进化论对人猿同祖的论证，打消了人类是最高精神主宰的创造品的幻影；心理学（尤其是深层心理学）对人的本能与潜意识结构的揭露，更使人失去了神灵的光环。在这三大打击面前，人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人？又成了困惑人类自身的大问题。于是西方现代社会中兴起了种种嘲弄与贬低理性昔日伟大与尊严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人不再被看成是道德的主体，而是某种生物性的存在，无须再强调道德自律，而不妨任意释放非理性的本能，于是人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尊严。

这种倾向在后现代主义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它也随着国门开放的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生活。商品经济及功利意识正前所未有地冲击着大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许，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这并非完全是坏事，或者可能是一种必然的过程。然而，就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却确实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某种迫不及待的物欲心理和态势，使社会的两大文明出现了失衡。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裂变，新的价值观念尚未确立。于是，有人只愿凭着媚俗的感觉走，有人只要生存不问价值，有人只图过程不问目的，其总的特征是只追求“我想怎么样”的满足，而鄙视、嘲笑、唾弃“我该怎么样”的义务。极端自私的唯我主义以开放的、时髦的、新潮的姿态出现，以前羞于承认的种种私己的、动物的欲念由于披上了某种“叛逆”的外衣而变得振振有辞，甚至理直气壮。至于问其最终追求是什么，回答是一片迷茫，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也不知道世界上有“绝对”的价值存在。

诚然，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于打破人的过于神圣的偶像，还人之客观存在的真面目，有其积极意义。但由此导向的对人性负面的肯定，对人性尊严的消解，却是极不足取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反思与重温儒家传统美育思想所崇扬的人格理想、人格境界及人的道德主体性，对于提高人类的精神价值，开拓生命的远景，发扬人生的光明面，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同时，儒家传统美育对人格理想与人格境界所作的“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证与追求，有助于当代人类开拓自己的人生境界，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近代工业分工及劳资矛盾带来的“异化”现象使人与世界的关系陷于全面的紧张与冲突，科技主义对自然的无限度征夺破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和谐，而当代存在主义“他人是地狱”的说法，又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阴暗与狭窄；这一切都给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笼罩了浓重的阴影而宋明理学人格美育思想所崇尚的“浑然与天为一”的宇宙境界、“性帅天地”的宇宙意识、“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有助于当代人类保持更宽阔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

四、以身心落实美学功能

儒家传统美育思想，强调的是本体工夫合一的“行动美学”旨趣，这对我们当代的美学建构和美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

儒家传统美学是切入生命存在的境界论美学，这种美学旨趣与人现实生命体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境界必然与人的心灵相关，是精神状态或心灵的存在方式，是心灵“存在”经过自我提升所达到的一种境地和界域。在儒家传统美学的逻辑体系中，美既是本体的呈现，又是境界的圆成，审美即是体认本体和澄明境界的过程。境界是一个相对于人而言的可能的、理想的世界，它根于本然，升华于应然，是本然和应然的内在合一，一切都通过身心践履而圆成于人生之境。人生的理想之境必然与审美之境相通，或者说必然在审美境界得到超越和圆成。儒家传统美育思想告诉我们：人生之本就是美学之本，人心之体验和明觉就是审美存在之境。美学应该指向人生之境，一切其他的手段或途径必须与这种生命本体相关。因此，离开生命体验的抽象玄思和形式游戏都与真正的美学精神隔膜，或者说已离开了美学的基本精神。诚然，美学不可能解决人生全部的精神体验问题，但美学在解决人的精神体验问题上确实有着其他精神形态所不能代替的功能。

其次，儒家传统美学是一种落实于人生实践尤其是人格化育实践的美学，或者讲，它就是美育。它有着一套与审美境界内在结合的化育工夫，内在地强化了美学的美育功能。中国当代美学的美育功能至今成效甚少，究其基本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在本体论上未能与人生真切地结合，二是在工夫论上未能与身心践履切实地落实。所以，今天我们说美学的功能必须在美育上用功，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就是美学上的“知行合一”：审美体验应落实于审美实践，审美实践应落实于人生境界。在这个角度讲，美学确实应当是如儒家说的“身心之学”，而不应该仅仅，或主要不仅仅是“观听之学”。与此相应，我们在美育上不仅需要理论的深化，而且需要一套切实可行、实用高效，能够“随事尽道”的实践措施和操作方案。

五、不可忽视的两面性

历史的遗产向来具有两重性，儒家传统的美育思想也不例外。显然，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天人合一”的人格伦理追求就其总体倾向来说，是为了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和谐，它更多的是强调对天理即社会规范的自觉认同，因此，儒家传统美育的“温柔敦厚”往往导致对个性的扼杀和对奴性的培养。另一方面，儒家传统人格理想的内向性使其在“内圣”和“外王”关系中过分地偏向前者，因此在处理社会现实问题，应付突发事变方面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平时袖手修性命，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使许多具有崇高人格境界的士人往往难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另外，儒家传统人格理想及其修养工夫过于注重内在体验的自足，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开拓精神则相对不足，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近代人格内涵中科学精神的形成。

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儒家传统美育思想的先天局限，那就是，过于重视与依赖人的精神自由而忽视人的现实自由，过于沉溺于人对世界的感受而不执著于世界对人的认可，过于强调人对天和理的融合性皈依而忽视人对天和理的独立性抗争，过于突出人伦的和谐而忽视个体人性的自由。温情脉脉的情理相融，文质彬彬的恰如其分，自我封闭的情感体验，循规蹈矩的寻乐顺化，都容易使社会缺乏冲突与前进的张力，使社会在原始的和谐中停滞不前，使科学与法制的精神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吸取精华与扬其负面的精神效应乃是同一过程，从而，才能真正发挥中国文化生命的活力。

【注释】

①②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第60页。

③《二程遗书》卷11。

④⑥《朱子语类》，卷31，卷101。

⑤《正蒙·乾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