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彦海：深切缅怀顾建华老师
高教美育真君子，殷殷话语永难忘
——深切缅怀顾建华老师
崔彦海
按说，顾建华老师和我们中国美育网的关系并不密切，相识多年也未有什么交集。但是，顾建华老师是以他的人品和与人为善的君子风度在无形中感染了我，我觉得我与顾老师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好像我们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是知己的忘年交。
记得2012年我们在故宫太庙的接待厅举办美育专家迎春畅谈会，王旭晓老师点名邀请的第一人就是顾建华老师，顾老师在会上回顾以往参与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的经过，桩桩件件，如数家珍，说的有根有据，有条有理。始终围绕在今后的“美育该向何处去”这个深刻的思想主题。后来在烟台大学召开的高教美育会年会期间，我和顾老师有了更多的交流，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思想依然开阔前卫，对我们中国美育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和主编李田老师都很敬佩和感激他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我和王毅老师都与顾老师合影留念。
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年在重庆大学的那一届换届大会上，顾老师代表退下来的老同志发表感言，他的话语是那么深沉，又是那么深情，传达了一个美育工作者对美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对美育工作的无限眷恋。讲到动情之处，老人声音哽咽，泪花闪烁。我在台下一边为他录像，一边跟着流泪。我从内心敬仰这位有着君子风度的美育老人。他是那么真诚，那么善良，那么友好。
在去年的杭州年会上，我对顾老师说，我们打算编辑出版《当代中国美育发展备忘录》，想请他写一写高教美育的历程和个人的回顾。顾老师当场答应，而且鼓励我们做好这件事情。今年的七月份，顾老师用了很多精力把稿子写完发给我们。可惜，由于很多人没有交稿，这本书至今还不能成型。而就在这时，顾老师却突然离开了我们。这让我的心里既感到内疚又感到悲痛。我策划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抢救出这些年事已高的老人的活资料，就是为了把他们的名字和贡献留给后来的人们。说白了，我想为他们树碑立传，让他们作为中国美育艰辛路途的见证者和开拓者，定格在中国美育史上。可惜，顾老师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书的出版问世，这让我的心里怎能不百感交集。唉，想起那句话：“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没了”。是啊，走着走着就没了的，不只是顾老师，还有将来的我们。让我稍感欣慰的是，顾老师虽然走了，但他还是在我的盛邀之下，把他所经历过的和他所奉献过的中国高等教育美育会的自传体资料留给了我们。这将是一笔留给未来中国当代美育史的宝贵财富。
读着顾老师留下的稿子，我的眼睛一次次被泪花朦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人被金钱和利益鼓噪得忘了初心，忘了本分。而顾老师的文笔之中，仍然让我们看到他们那一代人，在人格上的伟大，在事业上的虔诚，在为人做事上的君子之风。我之所以把顾建华老师定位于中国美育界的真君子，是因为他真真确确拥有学者中的君子风度，君子坦荡荡。
虽然出书的事还要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决定选一篇顾老师的文章先发表在网上，以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和缅怀。敬爱的顾老师，您一路走好！
作者（右）与顾建华老师（左）合影
起步与前行
——美育往事杂忆（1978-1990）
北方工业大学 顾建华
我生于1940年底。1978年底之前的三十八年，国家在接连不断的战乱、斗争、革命、动荡之中。虽然早在1902年王国维就引入“美育”的概念，1903年开创性地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的教育思想；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不久又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但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先贤们对美育的呼唤和种种美好的设想，如蔡元培后来所感慨的那样，“结果无非是纸上谈兵”。1949年后，美育曾经成为新中国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1955年的有关文件明确提出“德、智、体、美与生产技术”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但不过几年的时间，随着“左”倾思潮越来越盛行，美育也就在教育方针中消失了。我的前半生，对美育的印象只有小学的劳作（手工）课、初中的音乐（唱歌）课，以及大学三四年级时（1961年）文汇报上在当时调整政策的鼓励下举办的短暂的关于美育的讨论。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后，美育又逐渐销声匿迹。“文革”前夕，许多美好的事物已经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甚至办公室连花都不让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大革文化命，对美的摧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美育几无立锥之地。那时虽然也有一些音乐舞蹈美术戏剧之类的文艺活动，但主要是服从和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育，更没有已经被丢弃了的美育的名号。
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进入了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迄今又是三十八年，我有幸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我们国家的美育（主要是高校美育）在新时期重获新生、曲折成长、振兴发展的历程，深受教益和鼓舞。我只是一所普普通通高校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我的美育经历及所见所闻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美育所发生的变化和进展，因此不揣浅陋，录以备忘（以时间为序，分《起步与前行》、《十年印痕》、《一点余热》三篇）。
在学习、践行美育的路上起步
1978年底我所任职的学校，也经历着重大转变。我是196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该校的，当时名为石景山冶金学院，其中设有培养冶金系统中专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老师的师资班；后来调整为北京钢铁学校，我一直从事语文教学。1978年底又重新升格为工科院校，改建为北京冶金机电学院（1985年7月更名为北方工业大学）。起初没有了语文课，我曾改行教党史。1979年4月仇春霖从北京钢铁学院（现名北京科技大学）调入我校，被任命为三人组成的临时党委成员，主持学院行政工作。学校的新的领导班子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提出我们要培养的工程师，是要全面发展的工程师，要有文史修养和艺术修养，不能只懂专业知识。不久就成立了文史教研室，后又改为中文教研室，委任我为主任。从此我在学习、践行美育的路上起步。
当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痛感于文革的惨烈教训，大声疾呼美育；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艺术教育的经验也陆续介绍到国内；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或重建音乐室，或设立文艺部，纷纷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这都标志着我国的美育正在复苏。我校的美育，最初则是从进行大学语文教学、开展文学艺术活动切入的；同时也是通过和兄弟院校在大学语文教学上进行交流和协作，逐渐凝聚共同建设、开展高校美育的人脉。
我校在80年代初即已开设大学语文课，开始时带有补课性质，着重在阅读、表达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上，以弥补学生在十年动乱中语文学习的缺失；后来则更多的是从文理渗透、培养通才的目标出发，侧重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审美素质。
1982年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和北京钢铁学院、包头钢铁学院等校的中文教师酝酿成立全国冶金院校语文教学协作组，得到了仇春霖院长的大力支持。至寒假，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所冶金院校汇聚我校，举行成立会并具体商讨协作问题，中国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校的老师也闻讯到会。仇院长为我们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温济泽副院长等专家和大家座谈，安排访问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拓宽大家的视野，还亲自参加讨论，做主旨报告。他指出，理工农医类高校开设语文课并非单纯为了补课的权宜之计，而是具有培养大量优秀人才的战略意义。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需要知识，更需要能力，语文便是基础。因此他主张高校把语文课列为必修课。他特别提到语文课的教学目的要包括“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认为理工院校的语文课至少要有作品分析、写作和文学原理三部分，强调语文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赏析上，应上升到理论层面，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文学的性质、特征、基本规律，以及鉴赏、评论作品的原则、标准。在他的提议下，协作组决定先相应地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大学实用写作》、《简明文学原理》三部教材。
我校被推举为《简明文学原理》的主编单位，仇春霖院长任主编，他提出了整体设计方案，并负责通稿、定稿。对于不成熟的稿子绝不使用，改得不好还要再改，甚至另换作者重写。由于他的严格把关，书稿的质量得到了保证。他还撰写了“不是序言的序言”置于正文之前，阐述了他对理工农医类高校开设语文课的富有创建的见解。
我作为该书的副主编，在协助主编编制大纲、组稿审稿改稿以及自己撰稿的过程中，学习了很多文艺理论、美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也拜访了一些专家，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作用的认识，得到不小的提高。
一次北京市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上，不久前才重新恢复建制的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科编辑林步雪听我谈起我校正在主编此书，马上表示愿意出版。《简明文学原理》于是作为高教社恢复建制后的最早的文科教材于1984年6月出版，第一次印刷就有5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又被多次加印。
这是我国第一本非中文专业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旨在提高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修养，其实也是一本通过传授文学基础知识和理论的途径进行美育的教材。后来我们编著的各种美育教材，很多是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应该说，高教社的领导和编辑为我国高校美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冶金系统的院校普遍开设古代文学课，《中国古代文学》的参编者最多，有十八所院校39名老师，包头钢铁学院被推举为主编单位，马志杰任主编，我和马鞍山钢铁学院的吴宗铭任副主编。该书于1984年夏即已编印作为各校的教材，后经修订被齐鲁书社列为《全国理工农医经管类高等院校语言文学教学丛书》的第一本教材，于1985年6月正式出版。
出版前，我由我校何泽明副院长引荐，拜访他的妹夫、妹妹——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的钱三强、何泽慧二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请钱老为我们这本教材作序。钱老对理工农医经管类高校开设语文课程非常赞赏。他和我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其中有他自己关于文艺育人的切身体会，也有对青年学生的殷切希望。钱老之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钱老从小受到良好的中西优秀文学的熏陶。他特别提起抗战期间，小时候就学会背诵的岳飞《满江红》词对他的激励。他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名篇，都是艺术珍品；学习和欣赏这些作品，不仅能提高文学素养，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和美的教育，可以陶冶高尚的情操，树立美好的理想；年轻人应该继承好这一宝贵遗产。钱老让我就把这次谈话整理成序发表。我和我的同事们、同行们从钱老的序中更加明确了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美育意义。1986年11月我校承办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年会，年会期间我和副会长、南京大学侯镜昶教授一起受会长、我的老师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的托付，去看望关注大学语文教学的钱老，再次聆听到他的关于加强语文教学和美育的教诲。这里举钱老的例子我想说明的是，杰出的科学家和美学家、教育家、艺术家一样，也都主张理工院校的学生要学习文学艺术，要加强美育。如“三钱”中的其他二钱——钱学森、钱伟长都有许多有关的精辟言论。
《大学实用写作》也是在1985年由高教社出版的，后来一再重版，很受欢迎。该书主编是中南矿冶学院（1985年更名为中南工业大学，是现中南大学前身）中文教师欧阳周。因为他同时还承担撰写《简明文学原理》的任务，该书的提纲和样稿讨论会是在他们学校举行的，我和他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开始了共同致力于高校美育的数十年的合作。
80年代初期我校除了开设大学语文和文学方面的选修课外，还举办各种文学艺术方面的讲座。讲座有些是我校老师担任的，记得我自己也给学生开过“文艺的社会作用”一类讲座。也有外请的，印象最深刻的两次，一次是1984年5月我和家住北京师大的年轻教师去请启功先生来作书法讲座。启功先生就如现在网络、微信上流传的许多段子说的那样，非常幽默、和善。他说，自己的字是被逼写检查、逼抄大字报练出来的，既讽喻、抨击了文革，又风趣地鼓励学生学习书法不要畏难，只要勤学苦练就能得到提高。他到我校做讲座，不拿一分钱，不收一份礼，不吃一口饭，完完全全是义务的，让我们很受感动。另一次是同年10月通过我校英语教师请她父亲、著名红学家周汝康（昌）先生作关于《红楼梦》的讲座。这两次讲座，学校领导都很重视，都由仇春霖院长亲自主持。在这一时期，我校沉寂已久的各种课外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学生会文艺社团先后建立了乐队、歌咏队、舞蹈队和小提琴、书法、摄影等等小组，大大增加了学校的美育氛围。
回想这段往事，我内心充满感恩。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让我国的美育从被封闭、被扼杀的境地解放出来，得以新生、成长；是众多的前辈、师长、同行，引领我一步步走上美育之路，使我的后半生不再虚度，能为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做点有益的事。
由跟着走到自觉地往前走
1986年对于美育来说，是个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25日，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文革之后首次把美育作为教育方针提出，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报告也明确了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地位。当时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副主任何东昌说的一句话：“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广为流传。我也是从这一年在美育的路上由跟着走到自觉地往前走。
此前我们在开展语文教学、课外文艺活动中，越来越感觉到应该进一步提高到审美的层次，要对学生进行美和美感方面的教育，准备开设美学选修课；加之我校于1984年已经开办中文师资班，把美学定为必修课，所以我向仇春霖院长提议，继《简明文学原理》之后再编写一本作为姊妹篇的《简明美学原理》的教材。于是我们于1985年约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的老师共同编著国内第一本供理工农医类高校用的美学教材，1987年2月由高教社出版。
这本书仍由仇春霖校长（1985年夏我校改为北方工业大学）亲任主编，在他撰写的绪论中，除了阐述什么是美学、美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外，还专门设一节讨论理工农医院校的学生也要学点美学的问题。这是过去的美学书所没有的。
中华全国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奇教授担任全书主审，并作序。他指出了这本教材和文科院校美学教材相比的一些特点；称赞这是“新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有益的尝试”。
1986年春，我为84级中文班开出了美学课。这是我第一次上美学课（有可能也是在理工院校中最早上美学课的）。我是边学边上，没想到学生是那么欢迎，美学课的教学效果出乎意料。多年之后，还有成为作家的学生在他的散文集中写了一篇题为《那美一直影响着我》的长文，详细记述当时上美学课的情景，同学们如何“如饥似渴地听课，唯恐漏掉一个字一句话”，如何“理解了美学的特殊功能和美育的意义，从而懂得了它能够培养和谐完美的人格，使人的精神世界飞扬到一个更高更美的境界”。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教学水平有多高，而是美本身所具有的无穷魅力深深吸引了青年学子。
后来我又为学校的其他专业开美学课，从几个专业发展到普遍开设，从选修课到改为必修课。我和我的同事们的美学课一直得到好评，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的青年学生都渴望了解美学知识，渴望提高美学修养，进一步坚定了上好美学课，搞好高校美育的信念。
1986年夏《文艺鉴赏向导》审稿会在我校举行。那时很多院校在开设文艺鉴赏选修课或者举办文艺鉴赏讲座，却苦于没有一本适用的教材或参考书。欧阳周找我商量：我们联络一些学校自己来编写。后来由他任主编，我和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的路桂湘老师任副主编，八所院校十二位老师参编。这本书的编著，得到了仇春霖校长和人民大学朱靖华教授的支持，他们担任主审，自始至终参加了审稿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同年11月，在我校举行定稿会，我们主编、副主编对全书统稿、加工、润色。北京大学金开诚教授作序说，“像这样一本全面论述艺术鉴赏的专书，现在还是绝无仅有的”；“当代青年比以往时代的同龄人更重视艺术鉴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值得注意而令人高兴的现象”。
在定稿会之前的11月3日至6日，我和欧阳周一起参加了由中华美学学会在扬州主办的全国美育会议。在这次会上建立了中华全国美育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蒋冰海研究员任会长。会议主要讨论：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美育的关系；2.美育的性质、特点、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3.关于美育工作的经验、建议、设想等。通过和大家的交流，我们结识了许多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以及从事美育工作的朋友，同时感觉到虽然美育被列入教育方针了，但在实施中问题很多，其根源在思想认识不清楚，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对美育的理论研究。于是议论起在《文艺鉴赏向导》完稿后编写一本探讨美育理论体系、实施途径的著作的构想来。
回我校后，我们向仇校长作了汇报，他十分赞同。1987年由他任主编，欧阳周和我任副主编，除了我们北方工业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外，还联合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南教育学院的老师一起共同编著了《美育原理》一书，对美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美育的性质、特点、基本原则、功能和任务，以及实施途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198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得知后，特地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她在序言中再次强调“美育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为了指导和推进美育的发展，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美育的科学研究。”称赞“《美育原理》的编者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期待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投入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中来”。
1986年我校在美育建设上的一件盛事是，由仇校长亲自主持筹备了一年多的艺术馆于9月15日正式开馆。这是我国理工农医类高校中的第一家艺术馆。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和北京市委教育部、北京市高教局、中宣部教育局、总政文化部、有色总公司的主要领导，以及吴作人、郑可、娄师白、刘勃舒、萧淑芳……等十余位首都著名艺术家莅临祝贺，高度评价我校建立艺术馆，认为对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有重要意义。
艺术馆建成后，仇校长兼任馆长。艺术馆是我校进行美育的重要基地，共设有国画展室、书法展室、艺术陶瓷展室和工艺美术展室四部分，全部展品均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艺术家无偿捐赠。除了常年展出收藏品外，还经常举办各种艺术活动，如书画家笔会，名家作品展，教师作品展，学生作品展，中外陶艺作品展，等等。每年新生入校，都被安排参观艺术馆。美学课、艺术鉴赏课也把艺术馆作为现场教学课堂。
1986年我校在美育建设上的另一件盛事是，12月6日首届大学生艺术节开幕。仇春霖校长在开幕式上满怀激情地阐明举办艺术节的意义，指出：“我们看教学质量，不能只看智商，不看美育；我们讲人才素质，不能只讲科学知识，不讲艺术素养。我们的目标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是完美的人。只有完美的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到会嘉宾有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画家刘勃舒、作曲家申藏、唐河、吴天求等十余人。人艺和中央歌舞团等单位的艺术家作了精彩的表演，学生书画协会、硬笔协会和大学生艺术团都展示了各自的成果。此后，我校都要在每年的“一二.九”前后，用三周时间开展大学生艺术节活动，活跃文艺生活，进行审美教育。第二届大学生艺术节举办时，全国文联主席、著名戏剧家曹禺亲临指导，他在现场说：“同学们举办艺术节，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许多美的东西。”使大家受到很大的鼓励。
为了贯彻党和政府确立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对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宏观规划和指导，1986年12月28日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彭佩云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艺术教育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学校艺术教育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教学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向国家教委提供咨询。我国的学校美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跟许多老师一样，对美育的发展满怀信心。
把美育工作作为事业奋斗
1988年4月27日，国家教委下发了《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普及艺术教育的意见》（国家教委【88】教办字025号文件），指出“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新一代大学生素质不可少的手段。”要求普通高校“把艺术选修课逐步纳入教学计划中”，“具备条件的学校要逐步设立艺术教研室”。
5月23日，仇校长找我谈话，说是根据教委这一文件精神，学校决定成立美育教研室，和艺术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直属学校领导；调我去担任美育教研室主任兼艺术馆副馆长（仇仍兼任馆长）。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美育必将在我国大大发展，希望我在新的岗位上不是仅仅把美育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而是要作为一个伟大的事业来奋斗。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关于教研室的名称，校领导起初也曾准备像一些学校那样叫做艺术教研室，但权衡再三，感到对于我们这样的学校来说，还是叫做美育教研室更为合适、确切。因为对非艺术专业的学生进行艺术教育，主要是作为审美教育的一种途径，而且艺术教育虽然是美育的十分重要的途径，却又不是惟一的途径，涵盖不了美育的全部内容和意义，教研室还应该承担艺术教育以外的美育教学任务。在此之前，可能还没有其他高校设立美育教研室，所以赵伶俐、汪宏等的《百年中国美育》一书在谈到高校美育建设与发展时说：“走在最前面的是北方工业大学，从80年代开始，他们就以独有的、前瞻性的眼光，率先以一个工科院校的身份成立了美育教研室。”
学校接着让我参加5月底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在我校举行的主要讨论我国公共艺术教育第一个总体规划的年会，聆听彭佩云、滕藤等教委领导和许多艺术家关于当前艺术教育形势的分析。年会上一些委员坦露了对艺术教育极其薄弱状况的担忧，如北京师大每年只招10名艺术系学生，1988年还停招了。有的委员说，现在搞艺术教育有点像做地下工作的感觉；因为缺乏艺术教育，不少青年人以丑为美，自甘堕落。这次会议提高了我对高校美育迫切性的认识。
6月9日，仇校长又召集美育教研室暨艺术馆全体人员会议，对为什么要建立美育教研室和艺术馆、主要任务是什么以及现在马上要做的工作，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和指示。
我校闻风而动建立美育教研室，并且把它升格为与系（即今二级学院）、处并列的直属教研室，在经费、人员、设备配置等等方面给予很大的支持，表现了校领导对美育的高度重视。对比当时绝大多数高校，美育教师没有编制，有的只有一两个人上课，而且多为兼职，由团委、学生处、教务处或者社科系代管，有很多学校根本没有美育教师，开展美育真是举步维艰，我们的条件则要好多了。正是学校领导的重视、支持和指导，使我们能够在美育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做出一些成绩，我校也因此能够成为中国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即今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的诞生地和秘书处所在地。
中国高教美育研究会在筹备时名为全国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研究会（筹）。关于它的诞生经过，先要从我们编著《艺术引论》谈起。
1987年底在编著完《美育原理》后，我感到对大学生进行美育，不仅要有文学概论、美学概论一类的课程，更应该要有艺术概论一类的课程，这个想法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党委书记彭治平交换后，他十分赞同。仇校长也十分支持。我经过各方联系，于1988年3月组成有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及其分院、长沙水电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华东工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等校老师参加的写作班子。大家推举我和北京师院分院曹治国为主编、副主编，由我负责制定编写大纲和章节细目。
参编者于4月28日至5月1日在我校一连四天举行《艺术引论》提纲讨论会。仇春霖校长和彭治平书记先后到会和大家见面，勉励大家群策群力把我国第一本作为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用的艺术理论教材写好。全体编者热情很高，几乎每天都是讨论到深夜，最后一天甚至通宵达旦，一直到凌晨四五点。由于讨论得很细致，后来的写作进展得很顺利。
当年10月上旬，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会稿会，逐章逐节地讨论各人的初稿。在闲谈时，大家感叹现在虽然在提倡艺术教育，但实际上很多高校领导并不重视，各校老师也无交流。华东工学院（即今南京理工大学）的姚军和上海交大的陈先元提出，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校艺术教育学会来促进。姚军还列举1986年底成立的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会这两年的发展对音乐教育的推动，来说明成立学会的意义和作用。他们的提议，得到参编者的一致的赞成。我和欧阳周听了尤为兴奋，因为我们1987年在编著《美育原理》和参加在南通举行的全国美学美育会议时，都曾感慨过高校美育老师有个进行交流的组织该多好。大家说干就干，草拟起研究会的章程，商量起研究会的挂靠单位、组织、经费等具体问题,并且提议把研究会就设在我校，既是因为我校地处北京，便于和国家教委打交道，北京高校也多，美育形势要比其他地方好；更是因为4月底在我校开提纲讨论会，感到我校有一位非常难得的热心美育事业的校长仇春霖，有利今后开展工作。于是，便把筹备研究会的重任托付给我。
我回京后即向仇校长汇报，果然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并且对筹备工作作出了具体的安排。1988年11月10日我们以上海交通大学文艺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和艺术教研室、中南工业大学社科系、北方工业大学艺术馆和美育教研室、北京师院分院中文系、西安交通大学社科系、华中理工大学中文系、华东工学院社科系、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等单位的名义向全国高校发出《成立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研究会倡议书》，以及定于1989年1月28日至1月30日在北方工业大学举行“全国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研究会（筹）成立大会”的通知。与之同时，我们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国家教委有关部门提交报告和研究会章程讨论稿，并和一些高校进行沟通、联系。
成立会在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全国高校美学研究会的关怀和指导下如期召开，有来自全国32所普通高校的发起单位或理事单位35位代表参加。仇春霖作为发起单位的代表主持了大会。
与会者一致认为成立研究会，对改变我国艺术教育的落后状态、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具有重要意义。会上，代表们揭露了艺术教育极其薄弱的现状。如北京师大教育系、经济系85级新生112名学生中不识简谱的101人，占90.2%；不识五线谱的110人，占98.2；过去上过艺术课的14人，只占13%；有一定艺术技能技巧的6人，只占5.3%。长期以来，我国的艺术教育一直处于被冷落、被忽视甚至被排斥的地位；我们的教学计划实际上是智育计划，是知识教育计划，专业教育计划。虽然近年来艺术教育开始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但至今仍未成为学校教育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徘徊在学校规划和教育计划外打游击，机构和队伍很不健全，手段和设施极端贫乏和陈旧。成立研究会就是要团结高校从事艺术教育的同志一起把艺术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仇春霖为高校艺术教育研究会（筹）会长，北京大学杨辛、清华大学方堃为副会长，顾建华为秘书长，欧阳周、阎焕东、陈贻芳为副秘书长，聘请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赵沨为名誉会长，马奇、武兆令、彭治平为顾问；并确定了积极申报、争取尽快批复、下半年正式成立研究会，以及暑期举办培训班等首先要做的几项工作。
在困境中继续前行
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风波，研究会没能在下半年正式成立。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左”倾思想回潮，抨击所谓“右的错误”，热衷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有些人把一些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归结到改革开放上，反对、阻扰进行艺术教育、美育，说什么“唱唱跳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对流行歌曲、通俗艺术、西方艺术进行片面的批判。1990年和以后接连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关于教育方针的表述中，只提“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再有“美”字出现，引起了关于美育的各种议论；在实际工作中美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美育的无户口、无计划、无经费、无编制的“四无”状态无法得到改变，某些地区、某些学校甚至取消美育。美育或者被归入德育的范畴，不能再有独立的地位；或者被认为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应提倡。
当时我校的美育工作也遇到校内外的压力。在校内，不少人认为，美育不过是教育中的“调料”，加进去，可以有味，不加，也无关宏旨，并不认识它是教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些人则认为，上美育课是中小学的事情，大学搞点课外文娱活动、闹闹玩玩就可以了。很多人都认为美育与己无关，对于压缩专业课时用来开设美育课尤其反感。在校外，有人讽刺我校提倡美育是搞“花架子”、打“野鸭子”、“不务正业”，不屑一顾。
尽管如此，艺术教育工作者、美育工作者并没有在困境中停步。国家教委制定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年——2000年》于1989年11月6日颁发。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学校艺术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对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管理、教学、师资、教学设备器材、科学研究都作出了说明和安排。它作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近中期部署方案，也成为指导、检查和管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依据，对学校艺术教育冲破阻力、继续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艺术引论》交稿后，于1989年3月着手编写《简明艺术辞典》，其进程没有因风波而中断。此书是为适应各级各类学校开展艺术教育和群众性艺术审美需求而编写的中型知识性辞典，由欧阳周、顾建华、曹治国任主编。在风波之后的8月4日至8日依然在我校举行审稿会。1990年2月又对辞典进行修订、补充。虽几经波折，但大家不泄气，终于由中国和平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艺术引论》也由于高教社的坚持，没有因为社会上的流言而流产，于1989年10月正式出版。次年还被推荐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后获北京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专著奖。
前两年我在我校中文师资班开设旨在提高学生文艺修养的“《史记》选讲”课，同时与朱靖华等人合著《史记名篇赏析》，后来也于1990年8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
1989年10月20日至23日仇春霖和我参加在成都举行的全国美育会议。仇春霖在大会第一个发言。他尖锐地指出当前对教育方针的阐述很不统一，反映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美育至今不被重视，十分薄弱；他对美育的本质和意义提出看法，强调美育是关系到民族兴亡的大事，并非德育、智育、体育所能包括或者代替的；认为对美育的研究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方针问题、战略问题。朱荻、聂振斌、赵之牧、王明居、陈望衡、杜卫、曹廷华等等专家、学者也都在大会发言。主持人、中华美学学会美育研究会会长蒋冰海在闭幕式上以“开得不错，前景光明，困难不少，努力前进”四方面对会议作了总结。这是风波之后的第一次美育工作者的聚会，具有振奋人心的作用。
我校在1990年上半年修订教育计划时，不理会一些人散布的“美育是味精”的议论和一些中层干部的反对，把美育课程列入教学计划，继续引进美育教师，增加美育经费、设施。8月6日教学科发布通知，要求各专业修订90级教学计划必须把“美学原理”列为必修课，“乐理与音乐欣赏”、“美术鉴赏基础”、“艺术概论”列为公共任选课，对周学时、学分、开课时间做了明确的安排。这样的要求，可能在普通高校是前所未有的。12月12日仇春霖校长还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谈美育学科建设和艺术馆工作的问题，再次强调要加强美育和艺术教育，要把美育课程规范起来，搞好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器材、教学手段的建设，纳入教学管理的正常轨道，还特别指出不能把艺术课程作为知识或技能来传授，一定要作为美育课来上，要着力于情感陶冶，着力于提高审美素质。
1990年7月底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在我校举行换届会议，并讨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年——2000年》的落实问题。我旁听了会议。记得一开始是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王茂根司长讲话，谈到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推进总体规划的落实，二是研究学校艺术教育师资的培训，三是研究高校美育工作的全面开展。赵沨代表上届艺委会做总结报告和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李德伦、刘开渠、方堃、钱绍武、罗工柳、徐晓鈡、古元等许多艺术家对艺术文化领域的严峻形势作了分析，强调艺术教育和美育的重要性。最后是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到会讲话。
1990年8月6日至8月12 受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研究会（筹）委托，由湖南省高校艺术教育委员会主办的“时代.美育.精神文明研讨会”在湖南省大庸市举行。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科与艺教司分别发贺电祝贺。研讨会共有来自高校、职大、教育科研部门、新闻出版单位的92名代表参加。湖南省高校艺术教育研究会会长欧阳周致开幕词，我代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研究会（筹）会长仇春霖致辞，并传达、说明了国家教委关于艺术教育的总体规划和我们申报成立全国高校美育研究会的情况，同时应邀详细地地介绍了北方工业大学开展美育活动的情况；此后按照“着实办成几件实事”的原则，采用大会发言、小会讨论、会后具体切磋的办法，对美育的时代特点、美育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以及美育的现状等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并具体商讨了一些科研课题和教材建设的安排。全国冶金有色系统高校文学艺术教学研究会在分组讨论期间还举行了1990年年会。
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研究会成立会虽然无法按原计划在1989年下半年举行，但我们没有放弃申办，一直与国家教委有关部门保持联系。因为艺术教育也包括音乐教育，1990年上半年我们曾提议和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会合并成一个组织，但后来有些负责人考虑到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会已成立多年，组织、活动等各方面都已比较成熟，不宜改动；就决定我会改名为全国高校美育研究会，把研究领域从艺术教育扩充为美育。
1990年7月20日我们向国家教委社科与艺教司、中国高教学会递交了《关于正式成立全国高校美育研究会的申请报告》。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亲自批复。1991年1月4日高校美育研究会成立会的筹备会在我校举行。与会者有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赵沨、国家教委社科与艺教司副司长杨瑞敏、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许德贵、北京大学杨辛、清华大学方堃、人民大学马奇和阎焕东、北方工大仇春霖和顾建华。仇春霖作为筹委会会长主持会议。筹备会充分肯定高校美育研究会成立的意义，对研究会的章程、理事会的组成、近期工作计划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此后又开过几次筹备会，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国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即今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终于在1991年4月25日在北方工业大学正式成立。
我国高校美育工作者在困境中继续前行。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高校美育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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