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泽 丹青七十载 丹心系美育

8月30日戴泽先生在视频中述心声 《书画人物志》栏目组供图

《窗外》 2013

戴泽（中）负责第二次修复《徯我后》

1946年，北平美术家协会成立照 一排右三齐白石、右四徐悲鸿、右一戴泽

《慈禧像》

8月底 戴泽先生与巴基斯坦大使合影

■赵李红

近日，周令钊、戴泽、伍必端、詹建俊、闻立鹏、靳尚谊、邵大箴、薛永年8位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老一代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心，对进一步加强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

寄语学子

在美育中健康成长

8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8位老教授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 值此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之际，希望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发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优良传统，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努力把学院办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

96岁的著名画家戴泽先生得知回信消息后，于8月30日特别录制了一段视频，他说：“我是徐悲鸿的学生，徐悲鸿一生都非常重视中央美术学院在推动美育中的特殊作用。我衷心地希望祖国未来的花朵，都在美育中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戴泽先生1922年生于日本京都，四川云阳人。1942年考取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西画科，成为徐悲鸿的得意门生。1946年毕业后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任徐悲鸿校长的助教，从事绘画教学工作长达70年。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第二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培养过以靳尚谊为代表的一批美术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戴泽多次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曾创作了《画家徐悲鸿》、《胜利的行列》、《义和团》、《太平军大败洋枪队》、《张献忠》、《大泽乡起义》等重要作品。

戴泽先生大力描绘新中国成立后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北京的变迁；几十年来，北京的名胜古迹几乎被他画遍了……他的绘画创作一直持续到2016年。

戴泽先生因童年时左眼严重受伤，仅有微弱视力，终身基本依靠右眼作画。2008年，右眼的白内障逐渐加重，视力衰退仍笔耕不辍，于2013年创作了《十三陵水库》；因晚年无法出门写生后，常坐在央美宿舍煤渣胡同自家的阳台上看窗外王府井春夏秋冬的景致，创作了《窗外》（见上图）等系列作品。

为保存原作临摹《慈禧像》

在颐和园德和园里展出了30年的油画《慈禧像》（见上图右），高234.5厘米，宽144厘米。画中的慈禧坐在硬木靠椅上，神态安然，栩栩如生。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画有两张一模一样的，其中一幅并不是华士·胡博所绘的肖像原作，而是经戴泽先生之手临摹的复制品。

华士·胡博是荷兰最出色的肖像画画家。他曾为荷兰女王、朝鲜国王及李鸿章、袁世凯等绘制过肖像。也是唯一为慈禧画过像的男画家。

戴泽先生清楚记得：1979年初，因为慈禧画像原作年代久远，破损严重，颐和园管理处的同志到美院找人修复这幅画像。当时艾中信院长因为知道戴泽有修复徐悲鸿《徯我后》的经历，派他去完成这一任务。现场看过原画，经过慎重考虑，戴泽先生认为自己没有修复此画的能力，便向颐和园方面提出可以复制一张等大作品供展出使用。原画小心保存，以防因继续展出使画面情况加剧恶化。

园方经过讨论通过了复制方案。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这幅作品，在排云殿公开向游人展出。

之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颐和园展出的《慈禧像》更多的是戴先生所临摹的这张作品，而原作则得以妥善保存。直到2007年，颐和园才与荷兰方面取得联系，由荷兰文物保护修复专家来华修复原画。他复制的这幅慈禧画像，成为修复原作的唯一参考资料。

两修徐悲鸿大作《徯我后》

作为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和助教，戴泽先生在学习和传承老师的学术上身体力行，两次修复徐悲鸿先生的《徯我后》成为他一生中的难忘经历：“1953年徐悲鸿先生去世后，中央美院决定举办徐先生遗作展。院办领导和部分教师开会讨论，会上吴作人先生想起徐先生有两幅大型创作——《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田横五百士》现在家中，《徯我后》于抗战前完成后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墙上挂着，不知现在情况如何。于是学校与南京艺术师范学院黄显之先生联系，并嘱将《徯我后》寄来北京。”

当时遗作展在新建的民族美术研究所筹备。画作取来时，吴作人、江丰、艾中信及遗作展工作人员都在场。由木工老郭开箱，是一个长约两米宽约三十厘米的方形木箱。取出卷着的油画，徐徐展开时，就不断地掉渣儿，整块画布已经腐朽不堪了。完全展开后几乎看不清楚作品的本来面目，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失望和遗憾。会场沉寂了片刻后，有的人讲：“我看就算了吧。”之后会场又陷入沉寂。戴泽先生在之前随团参加中国艺术博览会社会主义国家巡回展览时，曾经参观学习过莫斯科的油画修复工作，还记得一些办法，于是下了决心:“我来试一试吧，死马当活马医。”

经领导和专家讨论，最后决定由戴泽来修修看。戴泽随即买了一块新麻布贴在原画上，用水粉填补，经过将近一周的日夜奋战，总算赶在开幕前修好，顺利赶上了徐悲鸿遗作展。戴先生回忆：“在后来出版的画册上也都采用了这幅经我修复后的《徯我后》。”

上世纪六十年代，幸亏周总理的特殊保护，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和藏品被及时转移到故宫，得以保留下来。这其中就包括《徯我后》。1982年，地处新街口的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建成，此时《徯我后》已经在太和门西朝房存放了15年之久。在东受禄街故居原纪念馆保存的《徯我后》，搬迁时因为出口的房间门太小，画太大，就将内柜锯成两段。并且原来粘的麻布也有些脱开，又急需从新修复。于是戴泽先生又担起再一次的修复重任。在中央美院当时新建的留学生大楼一层，同纪念馆的孙景年等几个同志一起进行第二次对《徯我后》的修复（见上图中）。

8月31日，戴老的孙子戴孟先生提供了三天前戴老在巴基斯坦大使馆和大使会面的活动照片，戴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见下图）。

今年4月20日，“戴泽艺术展”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作为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戴泽是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大师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和追随者，是1949年参与筹建中央美术学院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年的作品《马车》、《和平签名》受到徐悲鸿先生多次撰文称赞。

2018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今年春天，央美隆重推出首任院长徐悲鸿大展，全面、综合、深度呈现了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和艺术成就。9月底，作为徐悲鸿先生的助教、学生，央美还将推出徐悲鸿学生的首个展览——戴泽油画展。一百余幅展品很多是与国博展不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