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张晶：在艺术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交汇处
周星（特邀主持） 张晶
作为重要的艺术学、文艺美学理论专家，张晶在文艺美学、艺术审美和古代艺术审美理论等方面，是具有独到见地的研究者。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可以感受到他所涉猎的核心在于中华美学，他对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理论的认知有很坚实的基础，同时又有坚定的信心。他的研究总有一种理论逻辑的严谨性。近几年他的研究不断地在向多方面拓展，这也促使我试图通过访谈去探寻他的学习研究方法、他学术研究中所触及的主体命题以及扩展性研究的一些奥秘。
学习与融通文艺美学的路径
周星：张晶先生，作为您多年的老朋友，我深感您的学术研究始终在不断拓展，确实有很坚实的中华美学精神作为支撑。请您描述一下您的学术研究之路，近几年在学术研究上有怎样的落脚点？您在不少命题延伸上，既出现批量化的专一对象性的研究、集群性的成果，同时与传媒艺术相联系，且有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恒定性相联系的成果。对这其中的研究思路或立场，您能否作一些概括和总结？
张晶：作为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同道，周星先生不仅是睿智而深邃的，而且时时迸发着创造性的活力。其实，您提出的问题也是我特别想反思和回顾的问题。我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当时是以吉林省名列前茅的成绩考进了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不仅是一个届别，而且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符号。我曾经在一篇传记文章中写道：“1977年，这是我生命的航道上一面永远辉耀的旌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年，是当代中国史上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峰峦。个人的命运的转折和国运的中兴，都和1977年有着无法剥离的关系。试问，在我们这届同学中，有谁能抹去1977年这个特殊的符号！曾经的艰辛、曾经的苦难、曾经的磨砺，都因为这个特殊的年份而转换成人生的动力。是1977年给了我不息的斗志，给了我不灭的信念，给了我不老的豪情！”(张晶：《别梦依稀三十年》，见《传记文学》2007年5期） 大学四年，我以如饥似渴的心情吸取着中西文学的、文化的、哲学的精华。一方面，我们大量阅读西方的哲学、美学乃至教育学、文化学的经典，教授在讲西方的20世纪哲学，学生也都自设讲坛，穿着拖鞋去讲尼采、海德格尔。另一方面，又深深浸润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中。本科任课的老师就有公木（张松如）、郭石山、喻朝刚、刘中树等知名教授。到本科四年级的时候，我考取了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攻读古代文学专业。我们师兄弟6个人，师从公木、郭石山、喻朝刚、赵西陆、王士博5位教授，到写论文时才分指导论文的导师。公木先生不仅是大诗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英雄赞歌》的词作者，而且是诗歌史的专家和哲学史家。公木先生的理论修养对我影响甚为深远。记得当时我常常跑到公木老师的寓所去请教一些理论问题。
硕士毕业我就到了辽宁师范大学（以下简称辽师大）中文系任教，先是在古代文学专业任教，因为我的理论兴趣和发表的论文所具有的理论含量，1990年我被调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当时辽师大的文艺学专业实力强劲，冉欲达、曲本陆、叶纪彬等几位教授，都是国内文艺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理论家，需要青年教师薪火相传，我就到了文艺理论专业，成为年轻的硕士生导师。在大连的16年里，我将学习哲学和美学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必修课。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因是从宋代诗论家严羽入手，所以选定其“以禅喻诗”的切口，就开始在佛教哲学上下了很大功夫，研读了很多佛学的经典，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著名学者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十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汉魏两晋还有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等，都成了我深入研读的典籍。除了关于严羽《沧浪诗话》研究的一系列文章，我还撰写了《禅与唐宋诗学》《中国禅学》等著作，同时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江海学刊》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佛学与中国诗学的文章，这成为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学术方向。与此同时，也因佛学开启了我对中国艺术史的关注。读南朝大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我深刻感觉到其中的佛学底蕴，于是又研读宗炳的重要佛学思想文献《明佛论》，找到其间内在的思想逻辑，于是写出了《宗炳绘画美学的佛学底蕴》一文，发表在《学术月刊》的1989年10期上。沿着这个路向，我又在绘画美学的角度上加以上下求索，对中国画中的“墨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写出了《墨戏论》的论文，在《学术月刊》的1990年7期上发表。这对我进入艺术美学的相关领域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在大连（辽师大），还是到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绘画美学都成了我的一个关注点，我写了一系列的绘画美学论文。如2014年我在《中国书画》杂志撰写了一年12期的12篇画论的专栏文章，从2018年底到2020全年，又给《名作欣赏》杂志写了25篇关于画论经典的美学研究文章。2023年，这些就作为一部绘画美学的专著出版问世。
1995年我在破格晋升了教授之后，辞去了行政职务，考到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顾易生教授门下攻读文学批评史的博士。这期间，亲炙于这位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泰斗门墙，我受到系统的国学训练，同时也折服于先生的睿智和开放的学术观念。在复旦攻读博士的这三年，我撰写和发表了55篇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重要刊物，得到了系里老师和同学们的高度认可。
2000年进入新的世纪，我作为广电总局的高层人才引进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2001年3月遴选为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生导师，方向是文艺美学。这个方向的另一位导师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蒲震元教授。从那时开始，我就把文艺美学作为我的主打研究方向，而且也以此提高原北京广播学院艺术学科的理论高度、学术含量为己任。从2001年开始，我又主持了全校博士生的学位课程“美学前沿”，主讲全校艺术类课程“文艺美学”，这两门课程至今都还是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和硕士生的必修课。这个时期又受命于学校党委主持文艺学博士授予权的申报工作。这时期我出版了专著《审美之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诗学与美学的感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又主编了“文艺学与美学丛书”共八本著作。
我的文艺美学研究，一开始就是将文学与艺术打通进而加以提升与凝炼为美学范畴，当然有很多是中国古代的审美范畴或者美学命题，而其内涵则是以中国文学和艺术为对象进行美学观照的。这段时间我撰写和发表了一大批这方面的美学论文，在学术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如《现量说：从佛学到美学》（《学术月刊》1994年8期）、《审美感兴论》（《学术月刊》1997年10期）、《远：超然之美》（《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3期）、《论王夫之诗歌美学中的“神理”说》（《文艺研究》2000年5期）、《自得：创造性的审美思维命题》（《哲学研究》2003年1期）、《“神不灭”论与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3期）、《佛性论与南北朝的美学观念》（《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4期）、《感兴：情感唤起与审美表现》（《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2期）、《中国古代诗学中“偶然”论的审美价值意义》（《文学评论》2013年4期）等许多中国美学观念的阐释与整合的文章。
不惟如此，我还在文艺美学的意义上提炼和整合了一些超越于中西分野的美学范畴，也发表许多相关的文章，如《审美惊奇论》（《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2期）、《审美静观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2期）、《审美物化论》（《求是学刊》2004年3期）、《审美观照论》（《哲学研究》2004年4期）、《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伦理学研究》2007年3期头题）、《审美经验迁转论》（《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3期）、《审美经验的历史性变异》（《新华文摘》2011年12期）等文章。
关于文艺美学，从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中我认识到，文艺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因为新的时代条件及艺术媒介的变化，文艺美学不应停留在关于文艺美学的定位等基本问题的阶段，而应从奠基走向深化。文艺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规律”，一些著名的文艺美学学者，如胡经之先生，都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而我认为，文艺美学之深化发展，要解决的是文学与艺术各门类之间的具体的审美相通之处。而且，对于文艺发展影响广泛的传媒艺术在文艺美学方面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审美经验？能够提出何种理论前景？我由此撰写了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如《文学与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08年2期）、《文学的审美特性与视觉文化的提升》（《江海学刊》2010年1期）等。对于文艺美学面对当下的文艺实践和理论问题，“图像”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域。我于是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作为文艺美学深化的方向之一，如《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文学评论》2006年4期）、《图像时代文艺学的突破之维》（《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1期）等。
对于文艺美学的本质与现实功能的理论思考，我提出一些新的认识，这些理论观念发表在《在文学与艺术的融通中拓进文艺美学》（《北方论丛》2009年1期）、《文艺美学的当代建构及其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2期）、《中国文艺美学的学科特性与理论渊源》（《河北学刊》2013年2期，与杨杰教授合作）等。近年来我一直在教学和研究中思考和追问文艺美学的发展，我认为文艺美学是可以超越以往的框架而使文学艺术的美学观照得以与时俱进的。关于文艺美学，我发表了《文艺美学：从奠基走向深化之途》（《现代传播》2015年7期）、《关于文艺美学的反思》（《文艺争鸣》2021年2期）、《文艺美学的进境在哪里？》（《文艺报》2022年7月8日）等文章，试图指出文艺美学的发展路向。
我一向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是文艺美学最主要的理论资源之一。我说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当然不限于文学，而是包含了绘画、书法、音乐等相关门类理论文献的综合体。我因此申报成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研究》，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在发表了几十篇相关论文的基础之上，出版了专著《偶然与永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近十多年来，因为艺术学的升门及艺术学理论的发展，也因为中国传媒大学在学科布局上的倾向，艺术学理论在国内学术界成为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学科。我于艺术学理论，还只是“兼顾”而已。但我认为，文艺美学的真正深化，必须有待于艺术学内部的美学建构。因此，我明确提出“艺术美学”的观念，这一点恰与知名美学家高建平教授彼此呼应。记得在一次艺术学理论的学会上，高建平教授呼吁艺术美学在艺术学理论结构中的重要位置，我接着就发言回应，并力主艺术美学作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的学理基础。我在《现代传播》2011年9期发表了《为艺术美学立义》的专文，倡导“艺术美学”作为学科化的存在的合理性。后来又出版了《艺术美学论》的专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出版。我在《为艺术美学立义》这篇文章中提出：“声称要为艺术美学立义，那么它的研究内容是什么？它和文艺美学如果要加以区别的地方何在？这是本文不能不涉及的问题。也许我在这里所谈还过于粗略，还没有大致的指向。在我心目中，文艺美学因为与文艺学的‘血缘关系’，更近于文艺学的传统，也更多考虑文学的审美特性；那么，艺术美学应该是更近于艺术学的传统，而更多地考虑‘艺术’的审美特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它的创作发生、它的作品存在、它的审美接受，都有着与其他的审美活动并不完全一致的规律和审美经验，艺术美学要研究艺术的审美活动的特殊性。”（张晶：《为艺术美学立义》，《现代传播》2011年9期）这也是我强调“艺术美学”的理论出发点。我在2012年就撰写和出版了《艺术美学论》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就艺术美学的立义和多个侧面的问题展开论述。
由于艺术美学作为我的思维维度，虽然并未搭建起艺术美学的框架，但在相关的领域思考和研究了若干相关的论题，如关于艺术媒介问题、艺术语言问题等，在我看来，这些是艺术美学的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问题。我先后撰写和发表了《艺术媒介论》（《文艺研究》2011年12期）、《艺术媒介续谈》（《现代传播》2014年8期）、《艺术语言在创作思维中的生成作用》（《艺术百家》2009年6期）、《艺术语言作为审美创造的媒介功能》（《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1期）、《艺术媒介与审美感兴》（《江海学刊》2014年3期》等。
如果说概括和总结，对于自己的研究之路还真的很难归结为某个单一的方向和特征。一路走来，不说是“移步换形”，也是随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起初是古代诗学研究，以哲学美学的视角介入其中，又从绘画美学入手，将中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融通为一。在北京的这二十多年里，因为角色和育人的需要，我将文艺美学作为主要方向，同时又持续不断地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文艺美学的内在关系。
周星：张晶先生梳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经历的过程如此细致而令人感慨。这既是您研究的勤奋性呈现，也是您在不断拓展之中对于研究根基的把握和体现，其紧紧把握文艺美学到艺术审美规律的努力探寻令人佩服。在这其中，您始终把握着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又结合自己个人兴趣，在每一个领域的研究中都以扎实的学理性探索和个性化的论述，造就深入其间的丰盛学术成果。其实您的确是在作“移步换形”的拓展，但始终没有离开艺术审美、文艺审美的精神实质，更突显其对学术研究执着深入的特征。
中华美学精神的聚焦
周星：我注意到您过去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探究，成为很重要的研究深入所在。中国的艺术学理论、美学理论，在这几年得到了较为扩展的探究，您认为的中华美学精神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价值？它构成什么样的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关于美学精神对于当下我国的文化建设有怎样的作用，您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和核心精神能够和我们进行探讨？
张晶：周星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不仅是对我的研究之旅的关注，也是对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美学发展的趋势的判断。“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在新时代美学研究中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动力所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命题，这对中国的文艺界、美学界和文学史界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触动。在我看来，“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对于中国美学研究（包括美学史和美学理论）、对于文学史和艺术史研究来说，都指出了新的方向，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倡导，其指向当然并非“发思古之幽情”，也非仅仅是为中国美学研究而发，而是在于在文艺创作与批评领域激发中国力量。既云“精神”，当然是活在当下的，而并非仅仅是传统或者是研究对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就明确昭示了“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美学层面的性质和时代价值。既云“精神”，就是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之中的。
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的重要命题，这显然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延伸，也彰显了它的时代化性质。尽管如此，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解与阐释，仍是美学研究在当下这个历史阶段的重要课题。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科学的认识，也关系到“中华美学精神”在理论研究和现实生活中能否准确把握。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我花了很多精力研究中华美学精神，并撰写了若干篇从不同角度理解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文章，如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我发起了一个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研究的专栏，这一期发表了我的《试论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特质》的文章（头题）和陶水平教授的《深化文艺美学研究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一文，而且还和江西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了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研讨会。2016年我又在《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了《三个讲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的长篇文章，从“三个讲求”入手，阐释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内涵。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三个讲求”是在高度概括中国美学主要的精神实质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的“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审美运思的独特方式；“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审美表现的独特方式；“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作品审美存在的独特方式。其后我又在若干刊物上发表了有关中华美学精神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如2022年在《中国文艺评论》5期上发表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的命题》的文章。在我看来，“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还有尚待深化和时代化的很大空间，研究得越是透彻，对于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就越有意义。美学理论研究本身也是如此。以此为研究焦点，可以使许多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文献蕴含的美学观念得到时代性的激活，并对当代文艺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周星：在中华美学精神的探索聚焦之中，我们看到张晶先生紧紧抓住时代的重大命题，呼应着国家对于文化建设和审美需要所把持的方向，并且在不断的深入之中为中华美学精神这一关系重大的主题研究提供自己的深入学术研究成果。您所说的“研究越是透彻，对新时代文艺创作批评实践就越有意义”的确到位。我们的研究在本质上需要确立为实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目标，由此，只有不断拓展学术研究并且为此做扎实的阐释，才能不虚空而扎实。自然，同时要自觉自愿地为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发展做学者的努力，这既是时代责任也是历史需要。张晶先生的确做到了理解而实践，因为我们都信服于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等。
古今贯通的寻古论今思路
周星：我发现您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的探究中，始终既有对古典典籍的阐释和生发，同时对于当代审美追求又有许多自己独特的结合点，是因为身处于中国传媒大学这样一个独特现代传媒平台，还是因为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发展以及审美精神的契合点上，有许多值得从古到今的梳理和对于当下的意义投射？
张晶：周星先生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深契吾心，也激发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是从古代文学入手进入学术研究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理论兴趣来观照这些古典文献。这一点，应该是深受公木老师的影响。我在很多论著中提出的学术理念，尤其是关于美学研究的很多立论，没有现成的理论，也没有依傍，恰恰是从那些人们熟知或并不太熟悉的文献资料中理解消化而提出来的一些具有当代美学价值的观念。如周星兄所言，这其中有一些是我身处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艺术氛围尤其是影视传媒给予我的启示，或者毋宁说，是我处在这个环境中的一种理论立场使然。譬如我提出的“审美惊奇”的概念。我曾于2000年就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了《审美惊奇论》的文章，一方面是深受知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哲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此后的研究中也颇有北京广播学院的学术背景。我的博士生张国涛所选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是《论电视剧的连续性》，当时有几位博导并不看好这个选题。只有我和胡智锋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高度肯定这个选题，并督促国涛一定要做好。电视剧之所以能够“连续”，必须不断制造审美上的惊奇感。我在《现代传播》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传媒艺术的美学考察的文章以及文艺美学的思考，也都与媒介的变化及数字时代有直接关系。
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的当代发展，其实也都是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历相关联的。也许我的许多论著，并非是那么纯粹的形上思辨，而是以当代的一些西方美学观念考察中国文学艺术的产物。譬如，我从西方美学中的原型批评受到启示，来理解和整合中国古典诗词，写出了《情感体验的历程：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原型意象》（《文学评论》1990年2期）。在较为系统地理解了西方哲学和心理学关于“回忆”的内涵后，写出了《审美回忆论》（《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5期），又撰写和发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回忆》（《文学评论》2001年5期）等文章。关于空间的观念，我阅读了若干西方的空间理论，撰写和发表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空间》（《文学评论》2008年4期）等文章。我也曾花很大精力来阅读现象学、符号论哲学等西方的哲学理论，包括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笛卡尔的沉思》《第一哲学》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行为的结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美学与哲学》、茵加登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还有卡西尔的《人论》，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等。因此，从现象学的视角，我对中国古代美学作了一些独到的生发，发表了《“形神”论的现象学之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5期）、《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天机”论的现象学观照》（《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1期）、《中国诗学所呈现的审美交互主体性》（《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4期）等文章。
中华美学精神一是根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与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发展及审美精神有着全方位的契合，因而，在当代文化建设、文艺实践中都有充分的展现。而我则是在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资源中嗅出许多具有人类审美共通感的气息。把它们加以阐释与整合，对于我们今天的美学研究及审美实践，是有着活泼的生命力的。因而，我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却是对于当代审美价值的阐发和提升。我从哲学角度来切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提出了一些当代人感兴趣的美学观点，如《中国古典诗词的神秘之美》（《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3期）。另外，从2013年到2017年，《中国诗学的审美感悟》系列文章五篇，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还有 《“鸢飞鱼跃”与中国诗学中的审美理性》（《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4期）等。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认识和阐发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当代审美共识。在近年来的美学研究中，我在很多时候以价值论介入，产生了一些新的美学成果。由我主持的国家社会基金重点项目“中华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研究”，也是以价值论为重要研究方法的。由此发表了若干论文，如《中国诗学的偶然论的价值考察》（《文学评论》2013年6期）、《审美感兴的价值论观照》（《复旦学报》2022年6期）等。价值论可以使我们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得到意义的理解。
周星：张晶先生近年对于古代文艺理论和古代美学的探讨，都有自己引人注目的特色，但是在这其中更充分体现了您是要在古代的文艺理论资源中把握具有人类审美共同性的气息，并且加以整合来实现当下美学研究和对美学实践活泼的生命力追求。实际上，寻求古代文化的滋养不仅是寻古，其实是助今、增厚当下的文化构建。张晶先生对于古代文艺理论的探讨，其核心还是为了当代审美的共识性创造。这就是一种古今融通而注重现实、又深入探讨古代文艺理论之中的精神实质的目的，也是对于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国文化继承性的一种贯通性的理解。
致力于《文心雕龙》的审美价值阐释
周星：张晶先生，在您关于古典美学的许多概念典籍和系列文章之中，我特别注意到您对于《文心雕龙》的钟爱。而人们很感兴趣的更多也在于关于“感兴”这一个命题的阐释。您在研究中特别注重关于命题的价值和意义，而您本身对于“感兴”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古典美学的命题，既和典籍之中的关系做了很深入的阐释，又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化发展、当代审美追求，有很多自己的独到见解。“感兴”等概念何以吸引您？此外，您对于审美价值的神思等概念的分析也颇有意味，似乎您的特别阐释和理解是放在审美价值的创造资源上进行的，能否更好地结合中国的艺术学和当下的中国画的艺术学理论，进一步凝练和告诉我们《文心雕龙》的价值意义？
张晶：周星先生谈到我的研究中的几个焦点，真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可见周星先生对学术界研究动态的深刻体察。先说我自己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兴趣。《文心雕龙》研究号称“龙学”，我不是一个“龙学家”，却对《文心雕龙》有着骨子里的深爱。前辈“龙学家”有很多，如范文澜、杨明照、王运熙、王元化、詹锳、陆侃如、牟世金、周振甫、祖保泉、王志彬等大家，当代年富力强的“龙学家”如詹福瑞、李平、戚良德等，“龙学”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堪称“大国”。我虽然忝列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副会长，但“龙学”对我而言，还只是业余爱好。虽然如此，我对《文心雕龙》的钟爱一直不减。刘勰那种抽象思辨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令我折服不已！我手里一直用的是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已经用烂了两三套，手边还是保持有两三套。较早引发我对《文心雕龙》的学术兴趣的是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蔡钟翔教授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我刚调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的时候，蔡先生约我写了“神思”这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审美范畴的研究著作，作为美学范畴丛书中的一种。“神思”本来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第二十六章，也是创作论的首篇，是关于文艺创作运思的核心范畴。创作论的其他篇章，其实都可以视为“神思”的展开。我是把“神思”作为艺术思维的核心来阐发的，故而将书名定为《神思：艺术的精灵》。既然是作为中国古代美学传统中的重要审美范畴，我就要将其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一环来把握和研究。这样，我首先就要将各位“龙学”前辈及同时代的学者关于“神思”的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加以辨析，同时，查检历代的文艺理论资料。然而，关于“神思”的材料并不多，于是我将这个范畴的各个理论角度加以分析，形成了发散式的结构。这本书作为美学范畴丛书的一种，已多次再版，并且译成英文在海外东亚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撰写《神思：艺术的精灵》这本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对《文心雕龙》系统和深化理解的过程。我又为《文心雕龙》中那么多深刻而经典的美学命题所吸引，尤其是各篇赞辞中的重要命题对我来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我便尝试着从赞辞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文心雕龙》各篇正文的内涵，这样使我看到了与以往“龙学”并不完全一样的景观。我先后在《文史知识》《安徽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从赞辞角度重新理解《文心雕龙》的文章，这个研究角度对“龙学”研究而言，是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
在我研究的诸多美学范畴中，“感兴”是发掘得较多的，或者也可认为是我的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在我的理解中，“感兴”并不止是诸多美学范畴中的一个，而是可以代表中国传统的审美思维的一个最为核心的范畴。从发生的意义上讲，“感兴”是可以与西方美学中的“灵感”相通而又充分体现审美特征的范畴。所以，我和我的博士生刘璇曾合作写过一篇《中西诗学中的“感兴”与“灵感”》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2期上。对于“感兴”的基本理解，我早在1997年就写成了《审美感兴论》，发表在《学术月刊》1997年10期上。其后又在拓展研究的基础之上，发表了《感兴：情感唤起与审美表现》（《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2期）、《兴象的审美特征》（《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3期）、《审美主体：感兴论的价值生成前提》（《复旦学报》2011年3期）、《触遇：中国诗学感兴论的核心要素》（《复旦学报》2016年6期）、《审美感兴论与中国哲学中感应思想的相通与相异》（《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11期）等。在我看来，“感兴”包含了“感物”但不止于感物，它也包含了艺术表现阶段，“感兴”是中华美学中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它当然不仅存在于诗学之中，而且在书法、绘画、音乐等理论资源中都有广泛的蕴含。从这种观念出发，我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研究”，也是将“感兴”作为贯穿始终的审美观念的。因而，丛书的第三部，就是专讲“感兴”的。
如周星先生的问题中所谈及的，在我看来，“感兴”作为中华美学的重要范畴的内涵，并未得到更为全面、更具当代意义的揭示。感兴意味着审美创造主体在与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的触发中产生创作冲动，真正能够感动人心的作品，是以感兴的方式创作出来的。对于那种“主题先行”“预先立意”的创作模式而言，感兴有更多的偶然性，也就有更为明显的“生香活色”。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获得创作动力，这才是感兴的实质。真正的审美价值，正是此中产生，因为感兴是不可重复的个性化创造契机。无论是对于文学，还是对于绘画、书法等门类，道理是一样的。“感兴”当然并不能仅靠天赋灵感，而是要以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练而掌握的媒介能力为前提。我觉得，感兴的问题现在不但没有说完，而且大有推阐的余地。
周星：您近年来不断地对您所喜爱的《文心雕龙》做深入的阐释，不仅仅是个人喜好，也是被《文心雕龙》的魅力所吸引。而我们在这里看到，您无论是做重大课题还是自己写文章的旁征博引，都力求找到文化踪迹和理论深处的支撑。《文心雕龙》的奥秘、精神实质总是被您不断地去探寻，自有研究的需要。实际上我特别感兴趣，您将“感兴”等这样的中华美学的观念作为凸显对于中国文化认知的基础点。您所说的“感兴”意味着审美创造主体与外界的触发中产生创作冲动而能感动人心的一种意识，确实是在古典文化中吸纳其鲜活的当代价值，同时为中国传统文化构筑了其内心实质的价值意义的凸显。
本土艺术理论的方向探寻
周星：张晶先生，您近年的研究侧重点在哪里？在修辞论和相关的艺术学新的拓展方面，您似乎又在做更多的探讨，能否给我们做一些阐释？我也希望能听到您对中国本土化的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在当下应该有什么样的路径的思考。
张晶：您这个问题，也触发了我的深入思考。这当然也不仅是我个人的学术指向，而且应该和艺术学发展有密切关联。各位同仁知道，我并非是专门研究艺术学理论的，不像您以及李心峰、王廷信等诸位好友那样对艺术学理论从学科建构方面思考得那么体大虑周，对于艺术学而言，我只能算是“半个”。但我在考虑文学问题的时候，又时时将文学与艺术打通起来理解，所以对艺术学理论又有浓厚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星先生所言的“修辞学”，于我而言还是在艺术美学的范围里。王一川教授曾有《修辞论美学》一书，我是非常认同的。广义的“修辞”，应该是艺术美学发力的方向。而从根本上来说，“修辞”也即作家和艺术家的媒介能力。如果缺少这种能力，是谈不到艺术家的身份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北京大学学报》最近的一期中有专门的文章——《媒介能力与诗学运思》，其从学理上阐述了这个问题。
因为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整理与研究”，可能在近几年内我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个命题展开，这其中要思考和建构的内容很多，应该是整个团队共同发力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这自然是有赖于团队的协作和创造精神。我个人也要从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资源中提取和抽象出一些具有当代价值的东西，加以立义。因为我还担任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的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主任，所以要有很多精力关注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这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却也给了自己关注当下的切入点，在进行学术思考时，我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当代的意义指向。
因为自己不是专门作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可能就无意中缺少了一份责任感。但我认为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是生逢一个最佳的时期。在这方面我可能说不具体，但我觉得艺术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是有很大可为空间的。西方的艺术学理论和艺术史，无疑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参照系，我从不认为，对西方艺术学的无知就会助力我们的本土艺术学。正是在对西方艺术学观念的理解和消化中，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艺术学的本土特征。我是觉得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可以为我们艺术学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资源，虽然缺少现代的逻辑框架，但其中的艺术经验可以给我们以活生生的启发和动力的。当下的艺术发展现状，尤其是新的科技条件、数字化背景下的艺术创作，必然要纳入艺术学理论的新结构，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现成的参照，需要我们自己来创构。但这个工作一定要做，西方的也好，古典的也好，可能都不会提供现成的模板。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被动的，而您却是带着“历史主动精神”提出这些问题的。虽然这些是在对我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扫描的基础上提出的问题，但我觉得有的问题，您是具有学术上的前瞻性的。它们具有更大的思考空间，也使我更有触动。在很大意义上，对我而言是一种“唤醒”。
周星：之所以向张晶先生探寻这一问题，是因为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艺术学理论和建构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已经日渐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学者聚焦的问题。我们要承认西方的艺术理论给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建构提供了非常多的理论基础和引导方向，然而当中国的艺术学理论这样有别于西方的艺术理论被建构起来之后，我们自身的理论建构的缺项，和进一步借鉴之中的新的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更需要我们做不懈的努力来丰实。在新的学科目录拓展之后，理论建设工作的迫切性和建构的价值意义日渐得到凸显，所以也希望张晶先生的进一步研究，能为我们共同构建中国化的艺术学理论给予更多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