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两岸沉痛悼念英年早逝的哲学家余纪元
学贯中西谱著华章哲思睿智载史册
会通古今敦品励志君子风范昭世人
中国美育网荐言
作为中国美育人，我们在同余纪元教授短暂的接触中发现，这位口碑载道的世界级哲学家不仅在西方哲学之根希腊哲学上赢得了西方哲学界的广泛赞誉，不仅被一大批散布世界各地，学贯中西的优秀华裔哲学家公认为“我们当中做得最好的”。更重要是，纪元教授 “做哲学”，正好同世界哲学前沿理念——“哲学要改善人类生存现状”是一种高境界的高度吻合，也和我们追求的审美人生的目标高度吻合。确切地说，在哲学“做得好”和人生“活得好”的崇高理念上，余纪元一步一个脚印地展现了高雅的“幸福”图景和人类“应当如此”的生活面貌。
余纪元在他主持的第18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说过：“‘做哲学’，就是要践行一个人所选择的的生活方式，陶冶并升华人格”。而“陶冶并升华人格”既是希腊先哲的“幸福”和中国“乐教”的目标，也是人生美育的目标。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感谢纪元教授用他出类拔萃的人生，从中西哲学最高境界的交汇点，为哲学与美育的关系，为美育究竟是一种“低端”理论还是一种超越“理论”的高端哲学做了高屋建瓴的诠释。
下面这批纪念纪元教授的文稿作者中（有的文稿还在整理中），有享誉世界，学贯中西的大师，也有哲学领域的密友，有崇仰纪元，感激纪元的学生，也有他的同事和相伴一生，和他共同践履哲学人生的亲人……不论作者身份、国籍，年龄，性别……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图文，无不蕴含了催人泪下的真挚情感，从不同角度，再现了纪元践履哲学理念的审美人生。而且，纪元教授的生活方式，上承生命之道的启示，下接大洋两岸的地气，将高深的哲学与平凡的审美人生融为一炉。
我们相信，在您读了下面的文字，更加了解纪元以后，能够从那些形散神聚的生活片段中，觉悟到人生美育的真谛：人，原来应该这样活。
大洋两岸沉痛悼念学贯中西英年早逝的哲学家余纪元
写在前面
2016年11月3日，一颗光耀中西的哲学巨星突然陨落；一位研究中西哲学最基本最核心概念并做出卓越贡献，同时“将哲学能力应用到改善当今的人类现状”的哲学家离我们而去——纪元走了，年仅52岁。
朋友们纷纷强忍悲痛，追忆纪元生平点滴，抒发对纪元的真挚情感。但他们也表示，在悲痛的压抑下，复杂的情感很难充分表达；还有更多的亲友，至今无法面对纪元离去这个残酷的事实。他们要抒发对纪元说的话和情感，有待他们从悲伤的重负下解脱的时日，“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纪元曾以“我们是哲学家”的气度笑对病魔，我们也想以同样的态度敬告造化：
我们无力夺回纪元的物质生命，但我们可以让纪元的音容笑貌继续鲜活。只要我们继续探讨和传播纪元的天才哲思，纪元就还在我们中间；只要我们在纪念纪元的园地里不断耕耘，纪元就继续和我们活在一起。
我们期待纪元世界各地的朋友早日走出悲痛，提供更多，更好的纪念图文。对于这些图文，我们将不限时间，不限长短，不限语种（中、英、法），不限形式（诗、词、赋、联、文、图）……
所以，您看到的这批纪念性图文，还只是一个开始。
2010年获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杰出教学奖。
内外皆修，道行合一
——一名哲学大家的生命践履
中国美育网特约评论员
一
在牛津大学做研究的时候，30出头的余纪元同教授尼古拉斯·布宁共同主编了一部大16开，1100多页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虽然尼古拉斯·布宁署名第一，但他在《序》当中道出真相：这部巨著的英文稿：“余纪元研究员负责准备词条目录以及整个条目本身的大部分撰写工作……中文译文由余纪元负责”。所以有知情人认为，这本巨著是纪元：“受聘牛津独编出英汉双解哲学大辞典”。从中英文《序》来看，说纪元“独编”一说，恐怕更多的是对纪元在词典的设计和英文稿中，承担了具体的、大部分琐碎工作的肯定；对中文译文，由这位青年哲学家牵头，组织完成的肯定……按照古人（曹丕）的说法，这部200余万字而且“最权威”的大型工具书，已经足以让任何一位哲学工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显于后”了。而这一成就，对余纪元这位青年哲学家来说，还只是刚刚起步。
纪元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也称布法罗大学）哲学教授，主攻古希腊哲学。他是继陈康之后，又一位在古希腊哲学上影响巨大，且赢得西方哲学界普遍尊重的华裔学者；纪元在儒学上也因其“造诣甚深”，深得不少当今儒学名家推崇。值得指出的是，纪元不仅在“做哲学”上成就卓越，在“教哲学”上也不同凡响。
他的学生记得，“纪元师语言诙谐，思路清晰，表达准确，举例生动有趣而不落俗套”； 他鼓励学生勇于展示“离谱”的观点，把学生“养得胆特肥”；在纪元的师生关系中是“弟子在，先生服其劳”；在布法罗大学，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上课。 一位美国哲学家感慨：“我没听说任何一个癌症病人能这么勇敢和忍耐”……在纪元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什么是学生由衷的崇仰，更看到值得教授们借鉴的“应该如此”。那是一种审美化的教学，一种“以乐教化天下”的身体力行。由于纪元的教学贡献：2002年，布法罗大学为他颁布了青年学者研究奖，优秀教学奖；2010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杰出教学奖，既得过美国大学杰出教授的荣誉，又获得中国的长江学者称号……
作为中国文化土壤孕生的哲学家，纪元虽身在异国，但不乏家国天下的担当。这一点，从他对孔子学院的态度和贡献上可以窥见一斑。纪元2013年接任布法罗大学美方孔院院长以来，用不到4年的时间，将一个不景气的孔子学院办成了高层次中国研究中心，并获得国家汉办颁发的2016年“世界孔子学院奖”。这，不就是首先在西方哲学源头上赢得世界的尊重和话语权，进而引他山之石，攻本土文化之玉的家国情怀具体表现吗？
二
如何认识纪元的学术地位和突出贡献，不妨从同样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对他的评价中寻求答案。一位和纪元有类似经历的海外著名哲学家说，纪元在希腊哲学方面的成就是“我们这些人望尘莫及”的；一位华裔美国教授婉拒我们“写一写纪元的哲学贡献”请求的理由竟然是：“我的能力和影响，还不足以去介绍纪元”。这位哲学家向我们推荐了一位同样学贯中西，年富力强的著名哲学家来完成这一使命，让人欣慰的是，这位纪元生前好友也欣然领命。
纪元多次对哲学友人戏称：自己始终守望着亚里斯多德。对此，我们只能部分地认同。至少在我们视野内，除了希腊哲学外，纪元生命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中国哲学。在纪元好友的悼念文字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纪元在扬名海外之后，本可以在不少国家的不少世界名校谋到更好的教职，但他放弃了那些机会，选择了美国的布法罗大学。因为“这个大学允许我讲中国哲学”！
国际中国哲学会被称为：“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一流学者集中讨论有关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深层学术问题”的高层次国际哲学会。由于纪元在哲学上的功底和对中国哲学的突出贡献，先后被推举为该学会副会长、会长、执行长。在会长任上，纪元主持举办了高水平的2013年第18届盛会；在执行长的任上，纪元的工作继续有声有色。2015年，纪元的病体，已无法支撑他前往香港。但为了表示对第19届大会主办方的尊重和办会质量，纪元委托动辄“我的兄长成中英，我的兄弟杜维明……”的学界耆宿，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教授代自己履行执行长职务。在南乐山老先生一丝不苟地履行代理执行长使命的背后，我们不能不感慨纪元在重病中依然对中国哲学的守望。
南乐山（R.C.Neville）为第19届国际中哲大会主办者信广来颁奖
三
纪元在研究上的贡献，远不是他的全部。纪元更值得称道和有口皆碑的，是他不断地将“哲学”落实到“生活”，将“做哲学”和“求幸福”融为一炉的审美人生。
纪元病重期间，有哲学爱好者将他的一篇注释便长达5000多字符的长篇论文：《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斯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搬上了互联网。许多并非哲学家的读者从这里看到，作者在文中通过对亚氏“幸福”的辨析阐明，亚氏所谓“幸福”，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思辨方面“做得好”；二是集各种“善”于一身“活得好”。研究界有人说亚氏侧重“做得好”，有的说亚氏侧重“活得好”。而纪元则雄辩地证明了：亚氏有时侧重“做得好”，有时侧重“活得好”的模糊论，实际上是讲究两者皆得。
注意到这一点，再重温纪元长文，反思其揭示的亚氏“幸福”，我们想起了纪元在布法罗报告中的那句话：“‘做哲学’，就是要践行一个人所选择的的生活方式，陶冶并升华人格”。如果再联系纪元津津乐道的他的家庭生活，他的生平点滴，将不难看出：纪元以哲学指导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对亚氏“幸福”必须“两者皆得”的践行；再联系到世界哲学大会近十年的前沿主题，我们惊异地发现，纪元的“做哲学”，已经走在了世界哲学前沿的前沿[注]。
像任何理论都应该落地到实践层面，否则这种理论便是纸上谈兵一样，在“活得好”——即集各种“善”于一身，也就是集各种有利于社会和身心健全的良好习惯上，纪元和他幸福的家庭，做出了积极的表率。这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充满高雅情趣，生活内容绚丽多彩：京剧、书法、旅游、锻炼、交友、烹饪、讲故事、开玩笑……几乎所有孔子“乐”的内容，他都有浓厚的兴趣并不断地身体力行。
如果说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纪元家庭的写照；那么纪元有求必应，待人如己……朋友遍于世界各地，誉满天下的口碑……又远不是古人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纪元在美国的家，距尼亚加拉大瀑布只有几十分钟的车程，哲学友人戏称为：“中国哲学界驻尼亚加拉办事处”。这个戏称蕴含着多少对纪元古道热肠的赞誉，多少对纪元及其家人的感激，多少做人的标尺，太值得玩味；而且，在下期我们即将推出的纪念文字中，你还将看到：纪元夫人张雅洁女士的《母鹅记》，展示了纪元一家与自然界生命和谐共处的生活原貌，那种堪比梭罗的回归自然的向往，那种“天人合一”的童趣，那种清雅，质朴……无不告诉我们，纪元和他的家人，既活出了一种“经过反思”的幸福，也提供了“生命之道”的样板。也可以说，在纪元既平凡又高尚的审美人生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应该如此”的生活方式。
小结
纪元丰富、立体、多层次、多侧面的理想人格，不是三言两语能简单概括的。不过，我们从点点滴滴的纪元生平中，从更多地了解他在哲学上掘井及泉，融通中西“同时引领西方和中国的学术发展”的卓越贡献；更多地体验纪元“践行”生命之道，活得“幸福”充实的审美人生，那么，我们至少是走近了这位哲学家和他关于“应该怎样生活”的人生启迪。为此，我们对纪元的人格做一力所能及的概括：
这是一位在古希腊哲学上造诣甚深，口碑载道，跻身世界一流的哲学家；一位从中西哲学根本和核心出发，汇通中西哲学精髓，尤重生命践行的大学者；一位既取得美国高校最高荣誉，又取得中国高校最高荣誉，深受大洋两岸学生拥戴的教育家；一位“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誉满天下，挚友遍布世界的性情中人——一座流光溢彩，熔铸并显示西哲“幸福人生”，中哲“生命之道”的人格丰碑。
[注] 世界哲学大会是全球影响最大的国际哲学盛会。通常代表着哲学界最新最前沿的理念。距今最近第22、第23界大会的主题分别是：“反思当今的哲学”和“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前者的意思是：反思当今哲学当成高深学问的误区，说明不能自我封闭；“哲学要为改善人类现状服务”；后者的意思出自苏格拉底：“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可以说是22届大会主题的延续。与“世界哲学大会”主席威廉·马克布莱德的致辞相比，纪元的“致辞”，在深度、广度上都毫不逊色于马克布莱德，而且用生命践履了这种理念。而能像纪元一样践履哲学精神的哲学家就更少，所以我们说，他走在世界哲学理念前沿的前沿。
大洋两岸沉痛悼念学贯中西英年早逝的哲学家余纪元
一 挽联
纪元千古
傅有德
学贯中西谱著华章哲思睿智载史册，
会通古今敦品励志君子风范昭世人。
纪元不朽
傅永军
大哲名士，纪元当为华人翘楚；
鸿篇巨制，文字定能照耀寰宇。
挽余纪元同学
马广海
腹中经纶笔下文章辉光常耀世界
域外盛誉友中口碑道德永留人间
无言的哀伤
马广海
意气风发游历欧美柏氏亚氏德性尽储腹中少年才俊早成大器师友常为傲
著作等身学贯中西老子孔子道行悉践足下哲人翘楚遽归仙山亲朋倍伤神
哭纪元
王毅 傅晓微
一生相见不满旬。灵犀几点，电邮砥砺，肝胆相照若比邻。汲古得修绠，论存在幸福，穷哲圣真意，驳欺世狂徒；溯文化源头，析美善合一，究生命之道。幸天赐巨擘此生不枉，恨造化无眼黯淡哲星。惜乎，悲乎，痛乎，思君之德，心碎无语。
半日偷闲赏华居。既做得好，更活得好，东西哲圣伴君行。荡胸生层云，践生命之道，蹑孔亚美德，融天人一体；好诗书京评，赞野鹅母性，怜青鱼魅力。羡举家雅洁妻儿高趣，感纪元热肠不谄不渎。伟哉，壮哉，奇哉，大哲归宗，唯见余君。
二 悼诗
纪元曾在这里接待哲学朋友
致纪元
姜新艳*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①]
在天上的你一定知道：
在人间的我们不会把你忘却。
[①]自臧克家的《有的人》
悼纪元
刘洁
不能接受你英俊的面庞镶入黑镜框！
不能相信你依然年轻却去了天堂！
在哲学79的大家庭里，你是大家的骄傲，你是大家的挚爱。
你在精神世界里创造了辉煌，你匆匆离去留下了无尽的悲伤！
纪元，天堂安息！我们来世还做同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至高幸福
王毅傅晓微
蛟龙破窟，
融通孔柏，
回馈山乡。
德高天妒，
不掩辉煌。
文众泣血，
汗竹留香。
左二为作者 吕雪虹*
作者在布法罗与病重的纪元留下的珍贵记忆
斯人已逝，斯志长存
郑祖军
纪元君，你今天就这样突然的离我们而去！
提起笔很想写篇纪念好友余纪元教授的文章，但心情很沉重。外面虽已近寒冬，可我的心比外面的天气还冷。
纪元君，我们相识不过三年，但我们一直都有相知不在时间长短的感觉。三年来，多少次的兄弟之间的碰心聊、开怀饮，尽在眨眼之间。今天你突然的离去，让我感到莫大的悲伤。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竟然几夜未眠，好像我们昨天还在一起举杯欢饮、畅聊明天，跃跃欲试。
纪元君，很难相信，一个思想成熟、热爱生命、学术有成的哲学大师就这样撒手人间了。
纪元君，你那深思熟虑的神情、雷厉风行的身影、正直善良的禀性、诙谐幽默的笑声，常常还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你的淡泊宁静、怡然自得、乐观豁达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令我感怀不已。
纪元君，你永不放弃的学术追求，永不放下手中的笔，永远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你的的人生最高目标。你对哲学领域在思想和学术研究 中的贡献，一定会长存不绝。生命有期，学术不息！
纪元君，心痛是因为你走的太匆忙;善待朋友的你，为什么不好好善待自己?
纪元君，希望你在天堂能够开心、快乐! 我会为你祈祷！
你的好朋友，很想念你……
右起：第3 王立亭； 第5 刘洁；第6 刘玲
悼念余纪元教授
王立亭
余纪元教授离开了我们，因为他的年轻、他的才华、他的美德、他对世界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卓越贡献，全班的大哥大姐们心痛不已，追忆才子风貌，记下哀思……
诸暨才俊，年方十五，研习哲理，求学齐鲁。
山大同窗，朝夕相处，少年老成，兄姐爱护。
深思激辩，才华初露，那年挥手，勇赴长路。
京华深造，意英勤读，又赴美加，不歇脚步。
下学上达，益习朝暮，衔华佩实，苦学行笃。
著译等身，学养深固，纵横东西，捭阖今古。
盛名中外，哲坛翘楚，雕琢文明，贡献杰出。
归来时刻，开心会晤，期许重逢，年年一度。
世事难料，噩讯传呼，纪元猝逝，一片恸哭。
痛惜英才，或然天妒？痛惜英年，何不缓步！
全班相送，加云亲赴，秉烛哀悼，为照归途。
斯人已去，痛哉呜呼！生命惜短，大展宽度！
唯留哲思，世代永驻！唯留美德，人间守护！
正可谓：学贯中西哲思永映世界，
温良谦恭美德长留人间。
余纪元先生永垂千古！
写于二0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后排左5为余纪元，前排右一为作者；第四排左起第10名：张文军
他的目光 ——悼纪元同学
孙国良
望着这张33年前的老照片
我在寻找他的面庞
寻找他的身影
寻找他的目光
尽管照片已老旧
色彩也已泛黄
青春热血的沸腾
青春气息的荡漾
都扑面而来
还是那么强烈
还是那么昂扬
后排左起第五位
我看到了
那熟悉的面庞 熟悉的身影
令我始终记忆的目光
我不知道这是他哪年的照片
他的笑容还是当年那样
单纯可爱
活泼开朗
他的目光已从孩儿般的透亮
变得成熟
更多的是自信
是对哲学深奥探索研究的渴望
是在国际哲学交流会上
还是在大学讲堂
我第一次看到
他身着西装的模样
当年瘦小的身躯 已经强壮
他的目光里
是执着追求的刚毅与顽强
他肯定是在讲课
把自己的收获与学生分享
当年我们最小的同学
已是国际大家
身姿矫健
畅游在 哲学浩瀚的海洋
他的目光是深邃
是大智慧的蕴藏
多年的不联系
真不知道他在哲学界
有如此的荣誉和名望
我惊叹他在学术里的成就
折服他在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辉煌
他那快乐的目光里
充满了谦虚
闪耀着学无止境的向往
他是我们的骄傲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刚刚52岁的他
去了天堂
悲痛惋惜
亲人朋友同学伤心的泪水
在滴滴流淌
相思的情意
真挚而绵长
呼唤他
为他祈祷
祝他一路走好
祝他天国安详
他的生命之路虽短
但却无比的宽广
他的目光依然坚定
依然孜孜不倦追求着信仰
他拜访柏拉图
求教亚里士多德
在理想国里
他继续展翅高飞，自由的翱翔
祭余纪元文—写在纪元弟“五七”祭日
李皓
公元2016年12月8日，纪元仙逝五七之期，同窗愚兄李皓，衔哀至诚，具时蔬瓜果珍馐之属，奠于黄海之滨。祈祷上苍好生之德，遣烟云，越重洋，转达思念之意于西域，使天国之灵，感有所受，圆我兄弟挚晤之愿。
呜呼纪元，少年聪慧，喜读好学，虽贫苦艰辛而持之不辍。1979年9月，晋考山东大学哲学系，是年仅15岁，山大年龄最小者。
既入学，则立宏志，誓以圣贤智人为楷模。孜孜苦读，四年不懈，尤以西哲为最爱。光阴如速，转瞬业满，继考人民大学硕研生，师从苗公立田，读古希腊罗马哲学。三年学成，就教本校，进而研读博士。1989年5月离京去国，赴意大利读博，后至加拿大，至英吉利，至美利坚，取博士，聘教授，做项目，直至荣获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终身制教授，乃我中华第一人也！
或有云，居此高位，已是功成名就，其当藏弓歇马，顺势而为可也。然纪元吾弟，却以高点为起点，矢志钻研，精益求精，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呕心沥血间，已是桃李遍布，著述等身，至登全球希腊罗马哲学会长之显位。其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哲先智，均有全面深刻之研悟，精到见解，无不折服。
凡百多年来，西学东进，渐成风气，东学西进，则一无所成，此乃吾弟一大心病也，教学之余，常怀忧虑。近年，更以促进东西文化交融为己任，自任世界中国哲学协会会长，频频奔波大洋两岸，以其地位优势，竭力介绍中国哲学于西域。又耽于国人对西方哲学之误解，重译经典，亲释掌故，解疑释惑，正本清源，深得学界之赞誉。纳西哲之形而上，补中哲之敏于行，持东方之重于德，齐西人之偏于思，东西同体，知行合一，诚乃吾弟之大功也。
纪元为学，严谨，精致，深邃，开悟，已为学界普遍认可，无愧一流顶尖高手之称谓。纪元为人，诚实，仁和，热情，宽厚，常为识者所称颂，颇有圣贤长者之风范。吾偿以为，其为学也，游览于贤者智人思想学说之间，其为人也，必制于厚德善念潜移默化之中。纪元言行，莫不如是。曾闻言曰：高尚之德，必欲践之，不然，何用之有耶！立言立德，流芳于世，虽英年早逝，复有何憾哉？
或曰：上有天道，下有圣贤，圣贤之役，是以传道布德，教化天下者。纪元此生，专为履此职而来也，殚精竭虑，其无所悔。然匆匆间何以完善大业？上苍虽瞽，岂不见，茫茫然天地，几多阴霾待清扫，昏昏然人世，无数愚昧须开悟！何忍掠纪元而去，纵教吾辈忿忿然不知所寄耶？
呜呼纪元，人死虽不能复生，然吾宁信天堂有知，阴阳相通。果如是，弟必已入先智之列，或正交谈甚洽，讨论正欢，亦未可知。敢问诸多命题已得解否？弟之哲思与古人暗合否？愚兄不当多扰，谨嘱吾弟平息心气，安身稍歇，尽享天堂散淡，聊作闲云野鹤。空暇之余，可置房宅，待愚兄百年，再与同室共桌，彻夜畅叙。尚飨。
李皓顿首再拜！
三 悼文
【沉痛悼念】一位哲学巨星的陨落——余纪元教授
余纪元（1964.7.5~2016.11.3），国际知名古希腊哲学专家和伦理专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教授，布法罗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因罹患癌症医治无效，于2016年11月3日去世，享年52岁。
余先生，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沿人，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1983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取得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古希腊哲学专家苗力田先生。后留学意、加、英等国，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随后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并兼任该校孔子学院院长一职。余先生厚德博学，学贯中西，为中西文化交流倾尽一生。其所著有：《德性之境：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英对照西方哲学辞典》、《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余先生出生贫寒，自少离家求学，后又孜身辗转各国，求学之路漫漫，其艰难言语无法描述之一二。支撑余先生走过这数十多载风雨求学路的，是他一直津津乐道的“袜子精神”。早三十多年前的初春，先生晨读于诸暨市高湖中学的窗户边，春寒料峭，先生的衣着简陋单薄，难以御寒。每有寒风倒灌，先生就大声朗诵课文，以此掩饰身体的颤抖。先生将少时求学的种种不易化作了日后不断鞭策自己的动力，从他自述自己高中生涯的文字中就可以窥知一二：
“很多人一听老师训话就发困，可当年我们教导主任石重芳老师的训话则与众不同。他的语调高亢洪亮，很给人以听歌剧男高音的享受。讲话的内容更是在平朴中直指人心，令人猛醒。以下是我始终也无法忘记的一次训话：“你们为什么不用功”？石老师站到高台上对全校学生朗声说：“看到我脚上的袜子吗？袜帮很好，可是我不敢把鞋脱掉，为什么，因为袜子没有后跟。好好读书吧，读好书，以后才不用穿没有后跟的袜子”。我一直把这次训话的内容叫“袜子精神”。虽然言不豪，语不壮，可那时听在一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的耳里，是最实实在在的鞭策。”
1991年，先生曾留学于加国，以先生的学力获取加国绿卡本是易如反掌之事，然而先生所研究之古希腊哲学这一科难以找到合适的教授职位获得绿卡。先生的很多同行为了绿卡纷纷弃业改行，并规劝先生更换课题换取绿卡，先生听闻不为所动，毅然放弃绿卡，继续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的哲学思想。先生在回忆这一段研究生活的时候无不感慨：
“其实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持之以恒，很多人学哲学，结果找不到位子，就放弃了；有些人就觉得学西方哲学太难，就改行别的哲学了，后来即使能找到位子也不是很理想。我比人家幸运一点，我一直守在古希腊哲学这边，因为这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至于结果怎么样不需要预先多问。庆幸的是，受诸多师友的提携，最终的结果是，我想得到的都得到了。”
在先生担任客座教授的山东大学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先生自己写的墨宝【注】：李白的《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先生亲笔的《送友人》中安放了自己作为一个“孤蓬万里征”的游子的思乡之情。“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先生的同作为一个远离乡土的游子，将自己满腔的思乡情化作了一篇又一篇的关于中西文化比对的学术报告。先生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希腊哲学和在希腊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比较哲学。先生的一个理论贡献是以德性伦理学重新理解儒学, 成为世界上儒学研究的新流派。找到中国儒学和西方哲学根本的契合点，正是先生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也他是作为一个游子对故土最好的回报。先生常常自称是中西文化的“居间者”，作为中西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他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于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中发展进步并逐步走向世界。先生在担任我校孔子学院的院长期间，除了致力于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之外，也密切关注着我们中国学生的发展，尽心尽力为布法罗中国学联的发展提供建议与帮助。
“汲古得修绠，荡胸生层云”这八个字是先生的座右铭，同时也是他一生治学严谨慎终如始的写照。古人语：“斯人已乘黄鹤去，唯见长江天际流。”先生驾鹤西去，我们中许多人之前虽与先生未曾相识或者谋面，但凡是了解到先生的学问与为人，无一不扼腕叹息悲痛不已。身处异乡，本已寂寥，如今又少了一位先生这样真心关怀中国学生发展的良师益友，实在是可悲可叹。我们将先生的光辉撰成文字，希望先生的言行与品德能不断激励后人。
【注】：据山大方面介绍，纪元酷爱书法，但这幅李白《送友人》是他的同学马广海教授书赠，不是纪元手书。
作者参加国际中哲香港会议的时候，纪元执行长已然病重
痛悼余纪元
郭齐勇
惊悉余纪元教授不幸逝世的噩耗，不胜震悼！纪元教授英年早逝，是哲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国际中国哲学会的重大损失！纪元教授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贯通中西，掘井及泉，在古希腊哲学与儒学方面造诣甚深。他刻苦钻研，为人谦和，教书育人，积极奉献。他曾两度应在下的邀请来敝校参加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及“近3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又作演讲，并在在下主编的《儒家文化研究》上发表《英美儒家哲学研究评析》的长文。他曾把他大著的中译本《德性之镜》赠余。余虽因事未能出席他主持的布法罗的那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但推荐了几位学生前往，都得到他的热情照顾与关怀。
他的逝世，使我十分悲痛！深切悼念纪元教授，祝愿逝者安息！请代问候余教授的亲属！
和纪元一道参加博士答辩之后（后排右2为作者）
痛悼余纪元
傅有德
星期三（11月2日）下午，接到永军的电话，得知好友余纪元病危，已经进入临终关怀室了。当时不由得心里一惊，没想到病情恶化得这么快。简单思考后，决定尽快去美国，和他见最后一面。随后我一边电话告知学校国际部部长，请她允许以后补办出国手续，一边让办公室晓东订购机票。得知庚子兄（和李皓）也有意前往后，便与他协商赴美的具体事宜。到了晚上，家人谈起赴美之事，建议我最好不去，担心旅途劳累和悲伤导致身体出问题，也于事无补。考虑到近来身体屡屡出现一些不适症状，我最终心不情愿地放弃了赴美探望的计划。
昨天清晨，打开手机后看到了纪元仙逝的噩耗。当时的心情着实可以说是“肝肠寸断”。我是去年感恩节期间知道纪元生病的。每年的感恩节，我总会收到纪元的来信。和往年一样，去年的11月26日，我照例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信件。除了感恩节问候以外，他告诉我六月份查出结肠毛病（colon problem)，已经治疗数月，效果尚好，医生说12月即可上班工作。还让特别说： So do not worry. I should be able to hang around for another 20 years, whether you like or not （不必担心，不论你是否喜欢，我还能再活20年）。我回信希望他安心治疗，若需要中医中药方面的帮助，随时告知。今年8月20日前后，他打来电话，和我聊了好半天，说到自己的病情，治疗的经过，听起来还是很乐观的。他告诉我，虽然化疗过，但头发也没有掉，体重也没有轻多少；上个学期上了两门课，感觉有些累；这个学期只上一门课了。两天后我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澳大利亚某大学发明了一种抗癌新药，对所有癌症都有疗效。我立即告诉他。他回复说：此药正在研究开发阶段，尚未用于临床。还说他们全家去加拿大旅游了几天，刚刚回来。这才过去2个多月啊！那时听他说话声音洪亮，底气充足，态度乐观，不像个重病在身的人啊！纪元比我年轻七八岁，上大学低我两级，可我们之间交往甚多，感情很深，说情同手足，绝不为过。此时此刻，当年在山大相识，在北京、济南多次见面的情景，他去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牛津学习，后来他在美国工作，先后在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做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担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期间的通信和见面，如同放电影一样浮现在脑海里，呈现在眼前。回首往事，怎不叫人眼泪连连？！
想当年，陈修斋先生为我的《巴克莱哲学研究》作序，提到陈康教授乃中国希腊哲学研究的第一人，其过人之处在于向西方人谈西方哲学，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标准。也许在西方哲学的其他领域，华人学者有一些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在希腊哲学方面，尤其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研究，余纪元可以说是当今华人学者的魁首，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希腊哲学大家。当然，其成就并不限于希腊哲学，在中国与西方比较哲学领域，也是享有盛誉的。余纪元是山东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杰出校友，是世界华人学者乃至全体中国人的骄傲。诚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他还太年轻啊！呜呼！
纪元兄弟，一路走好，我相信天堂里有你的席位。 纪元兄弟，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纪元教授在布法罗大学宣讲战胜癌症的哲学
余纪元战胜癌症的哲学
John Jacobs*
生与死是哲学家们教育的另一个主题。
“如果它来了，它就来了。”哲学家余纪元这样说。
但是，当一位哲学家被诊断为癌症时，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去年，余纪元在他所教授的班级里揭示了这个哲学原则，并将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使得他在被诊断为结肠癌患者之后，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
“作为一名哲学家，在得知病情后我非常平静。医生都感到非常震惊。” 余纪元说。“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最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What’s the important is not to live but to live well）。活得好意味着活得幸福。而幸福对于苏格拉底而言，就是有德性地活着。一旦你得了癌症你就会说，‘嗨，有德性地活着很重要，但活着自身也很重要。’”
癌症并没有阻止这位哲学家、孔子学院院长的教学、创作以及享受生活的活动。他不允许癌症，不管是死亡的恐惧或是化疗的痛苦来界定他。他运用哲学来保持平静与积极的风度，他希望向其他的癌症病人与存活者传播这种讯息。
一位患癌的哲学家
余纪元认为，人们期待哲学家被诊断为像癌症这样的重病时，有不同于常人的反应。“当一个哲学家得到这样的疾病，人们总是好奇：‘他们有什么不同。’”余纪元说。但是余纪元的最初反应与常人并非不同。他感到震惊。他愤怒。他质问：“为什么是我。”他说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因为他不抽烟，只是少量的饮酒而已。
“你绝不希望这样”，余纪元讲到，“这没有理由。我的生活方式并不特别，非常正常，但为什么是我？”
虽然最初的反应是无法理解，但他最终决定将癌症作为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毁掉生活的诊断。
“问题的部分不是‘为什么是我’而是‘我如何尽快摆脱它”。余纪元说。
他认为，从癌症中恢复过来的重要部分是不向疾病屈服，不是让癌症成为他自身以及决定他是谁。他不希望将自己作为癌症病人来对待。“最好的方法是正常的工作”，他说。
这个月初他因病请了一周的假。当前，他担任着两个班的正常教学，并从事着行政管理工作。他说他并没有感觉到化疗太多的副作用。虽然有时会感觉到累，但食欲很行。这归功于他的精神路径。“因为你对自己说，‘嗨，我没有被打倒，我依然正常，我还能做这些事情’，这有助于克服作为一个病人的感觉。”余纪元说，“我发现这非常重要。”
余纪元积极的态度同样被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纽约州立大学杰出哲学家Jorge Gracia, Samuel p.Capen主席说，纪元在诊断之后不久就让他知道了病情，但与他谈话的重点不是“不得不向命运投降或放弃。”“不，他准备好了战斗，并做好了必要的准备。”Gracia在邮件中说。他认为，虽然癌症是个很难对付的疾病，但余纪元竭尽全力，积极地应对。余纪元希望，等他战胜了疾病，就用道家、斯多葛主义等哲学来帮助其他人。“这些哲学教授你如何控制情感，如何成为一个平静的人，一个平静的个体”， 余纪元说，“这些哲学不仅帮助了我，而且希望在我恢复之后，依然能用它们来帮助其他的存活者与病人。”
余纪元成长在中国，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执教已近20年。他研究过不同的思想与哲学派别，比如马克思，道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完成了许多著作。这位哲学家将他大部分的生活投入到哲学研究。但其思想经历以及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最初决定，却不是他自己做出的。
他称他的哲学生涯是“偶然事件”。
他成长于60-70年代的中国的文革时期，所有的大学已经被关闭了十年。1978年，即在他高中毕业的前一年，重新开放。1979年的中国有几百万的高中生要上大学，但只有很少的大学可以上。录取比例4%都不到。虽然这对他很不利，但他依然考上了大学。只是有个问题：他没有自己选择专业，而是他的高中老师替他作出了选择。“他们根本就没有问过我”，余纪元说，“学校就替我选了大学，并且选择了哲学系。原因就是在报考志愿时大学里所有的系都是按照顺序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哲学系。当时我很疑惑‘嗨，什么是哲学？我只有15岁，当然不知道啰。’”
刚刚高中毕业的余纪元当时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个选择将会改变他的一生。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他在世界各地学习哲学。在1997年转入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前，他分别学习于中国、意大利、加拿大，并在牛津大学工作。
作为哲学教授的余纪元
19岁那年，在大学学习期间，余纪元写了一篇关于柏拉图的论文，并因此获得国家奖学金。他用这钱宴请了全班同学。这份奖励是他成为教师的部分动力。“你知道，它是非常激励人的”，余教授说，“你感觉很好，从而你更加热爱柏拉图了，并开始从事亚里士多德研究。继而你真的希望成为一名老师。”余纪元说，在教学中他会尽可能地激励学生，因为激励学生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这种态度使得学生们很喜欢余教授这个老师。
“这门课很特别，我没有任何哲学背景”，Ashley Gormady,一位亚洲的语言学学生说，“他不仅使得课堂有趣、迷人、富有启发性，而且从多种角度进行处理，容许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我们所学的。”
余纪元鼓励他的学生将哲学作为适用于每个人而非只是那些对其感兴趣的人的生活方式。
余纪元给他同事的印象是一位极有效率与创造力的哲学家。“我从不用提醒他任何事务的最后期限或提醒他做一些期待他做的事情”，Gracia说，“他从不抢合作者的风头。同样重要的是，他有的是富有原创性与创造力的建议。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与他一起编辑了两本著作并组织了很多会议。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合作品质在学术界是罕见的”。
余纪元说他走遍了整个世界。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教书。之所以选择留在布法罗，是因为布法罗可以为他提供同时教授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的机会。“这是唯一能允许我同时做两者的地方”，余纪元说，“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允许你做你喜欢事情的地方。而智力自由是很重要的”。
余纪元并非一直同时涉及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这两大领域。虽然他是中国人，但过去他只是撰写希腊哲学的著作。多年之后，他发现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有着相似的哲学思想，决定将二者结合起来。“将它们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在这之前你所不能发现的东西”，余说，“你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论证”。
余纪元同样认为，为了更好的平衡生活，需要将艰苦的工作与工作之外的好的生活联系起来。
课堂之外
与高度争议的哲学话题相比，余纪元的业余爱好就简单得多。
他喜欢京剧与散步。这使得他能够与那些不是基于智力的活动建立联系，并享受工作之外的生活。
“学习哲学好处之一就是一直有一帮愿意与你交谈的朋友”，余纪元说，“哲学是你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的真实的部分。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各种问题与疑惑。他们总是愿意与你交谈。”余纪元的友善使他易与交往。“纪元是我知道的最友善、最合群的人之一”，Gracia说，“以前我在他的家庭宴会与集会上度过了许多时光。他总是愿意与我们一起共度快乐时光”。
余纪元当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道家、斯多亚主义与疾病的著作。他说，这两种哲学都很切题（pertinent），因为它们都是关于如何在灾难面前处理我们的情感的哲学。它们都具有治疗的价值，希望通过它们能够帮助到那些已经被诊断为癌症的患者过上一种积极的生活。
将此文翻译出来，以悼念我们最敬爱的余纪元先生。
原文载于The Spectrum 04/28/2016 译者:晏玉荣；校对：金小燕
作者：右1
纪元永在
傅永军
纪元是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外国哲学研究生时同专业的同学。我们生命中同吃同住有两个时期：一个是1983年在人民大学求学时期；另一个是2006年我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做访问学者时期。他执意让我住在他家，说那样我们兄弟可以天天在一起饮酒、聊天、谈学问。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啊！从布法罗的朋友张杰教授本月2日告诉我，纪元，我亲爱的兄弟，已经进入医院的临终关怀室开始，我的脑海里就一遍一遍地闪回我们在一起的各种场景，泪水禁不住地流，心禁不住地颤抖，大脑常有一片空白的时候。我真的不能相信我那高明远识、惊才绝艳、乐观豁达、心灵纯洁如水的兄弟会离开我们。可是……，还是来了。驿骑明朝发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
我悲愤问天！天言道，此不由乎我，此不由乎人。
天又言道：一个把智慧之思当成自己生命中自愿经历的、冒险而快乐旅程的哲学家，“死亡对他来说不过是一次‘练习’，一次对‘界限’的突破之旅，是又一次怀着生命的欢愉走向‘历史’。”
纪元永在！
情不自禁地站起来
痛别余纪元兄
李晨阳*
我供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后，曾邀请纪元到南洋访学（2013年）。那时，沈清松兄也在狮城。老友重会于新地，时空变换，情谊益深，畅谈天南海北，不亦乐乎。岂料，天有不测。二0一五年五月，我忽然收到纪元来信，说他正“面临一场大难”，不能参加同年七月在香港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闻此消息，我脑子瞬间“嗡”地一声，茫然不知所措。纪元的体质和精神状态向来很好，怎会如此？我马上电话询问。他告诉我他查出癌症，还是如往常的乐观，说纽约上州有一流的癌症专家，他有信心闯过“大难”，并宽慰我不要为之担心。此后，我在加州Palo Alto学术休假期间（2015秋-2016春），我们电话联系增多。面对病魔的打击与化疗的折磨，纪元从来没有示人以虚弱、怨艾与消极，他的精神状态一直都是昂扬、超脱与豁达。他对我表示，我们从事哲学不仅追求的是理性的客观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生命的体验，尤其是死生的关头，如何真正去保持庄子和伊壁鸠鲁的那种达观，以不负平生所学。他说，“After all, we are philosophers”（毕竟，我们是哲学家），随之伴以他所特有的爽朗笑声。
从美国返回新加坡之前，我今年四月下旬去水牛城看望纪元。他一如既往的乐观超脱，告诉我他春季讲授的两门课已经快结束，秋季若再开一门课，将可休学术假。我受他的感染，心里稍稍安稳，但劝他多多休息，以好好调养身体为主。纪元对我微微一笑，依然在畅想未来的学术与休假计划。纪元的达观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实属难能可贵（袁劲梅兄后来告知，纪元在去世前一周仍在上课）。在我离开水牛城的前一晚，共进晚餐后，纪元驱车将我送至酒店大厅。我们一反素日见面与离别仅是握手的习惯，相互紧紧拥抱很长时间，互致珍重。其实，我们心里皆清楚，来日不知何时再相见。我站在酒店门口，目送着纪元的车缓缓驱离，直至消逝在浓厚的夜色中。我不是善于表露细腻情感的人，当时唯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我的朋友，多多保重！
纪元聪慧有才。改革开放后留美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中，纪元是最年轻，也是最有才华的一位。他在古希腊哲学方面的造诣，我等望尘莫及。他少年得志，意气风发，醉心于西方与东方哲学之间，游刃有余，是北美哲学中国同仁中的佼佼者。他做事有原则、有勇气、有担当，为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无私奉献，有时甚会面临很大压力，以拒绝不合理的要求。纪元也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他对我说，人在具备一定收入之后，不必需要更多的金钱就可以使生活过得美好。他在人民大学担任吴玉章讲座教授期间（2009-2011），屡次对我提及，他在中关村附近发现几处口味绝佳的餐馆，并邀我届时到北京一起品尝。奈何时不倒流，往日之约竟永难实现。
今年六月医生停止了纪元的化疗，纪元应该清楚“停止”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没有告诉我“停止”的真正含义，而仅仅说，没有化疗的拖累，感觉真好。他是不想让我，让他的朋友们担心。纪元离去了。直到现在，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他那永远满面春风、带着阳光般笑容的年轻模样。能与纪元做朋友，乃我人生一大幸事。西塞罗在《论友谊》里说，好朋友在分别之后仍然还在一起。《诗经》也说，我思故人，实获我心。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远远近近地总有三五知己，在各自的征途中不断前行，而朋友间或远或近，纵不常谋面，彼此相念相望，也是平凡生活的一大告慰吧。以此而言，纪元的离去是踏上更为遥远的征程，他的朋友们会永远的想念着他。
哲学家朋友们在美国聚会
痛悼余纪元兄
欧阳康
惊悉纪元兄不幸病逝，如五雷轰顶，悲痛万分！反复询证而不愿置信！
从人大校园，到牛津校园，到水牛城校园，到华科校园，你和我，你家和我家，有过多少美好时光，留下多少美好记忆！
从亚里斯多德，到文化围城，到中西哲学比较与对话，有多多少促膝长谈，学术对话，心灵碰撞。
你是那么优秀，协助苗公译亚氏，受聘牛津独编出英汉双解哲学大辞典！与数十位西方学者竞争，获得美国名校的亚里斯多德教职，主持国际中国哲学会，推进孔子学院，多个领域阐释宏论，学子天下，著述等身，同时引领西方和中国的学术发展！
你是那么忠厚与坦荡，热情与奔放，随时向需要者伸出援手，为中美学子和学术交流搭建桥梁。
你是那么的年轻，学术炉火纯青，事业如日中天，家庭幸福美满，而生命却戛然而止，怎不让人扼腕叹息，悲痛万分？得知你不一生病，我们曾在电话里长谈，仍是那么的欢快，坦荡和自信！
你的离去带给学术界的损失难以估量！带给我们的震撼与忧伤永难消解，惟愿亲爱的雅洁和诺曼能够更加坚强！过好您二位的生活，践履好您和我们的共同心愿。
亲爱的纪元兄一路走好
欧阳康并妻女全家
2016年，11月５日
左起：马广海 余纪元 刘庚子
怀念我的同学余纪元
马广海
但，天妒英才！在他刚过天命之年的52岁，上苍之剑无情地斩断了他正在摘取哲学王冠上明珠的生命！天何不公！哲学王冠的明珠有何宝贵！还我们的纪元兄弟！
在我强忍着泪水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纪元几十年来的形象一幕幕从眼前飘过。定格在大学期间的纪元，是一个黑瘦孱弱的孩子，天天背着一个褪了色的黄书包奔波于教室、宿舍和食堂之间。他似乎天生就是个大嗓门，早晨上课前，在一大片朗读英语的嚷嚷声中，一听就会知道纪元在教室的哪个位置。当他和他的浙江同学用家乡话大声聊天，其他同学因听不懂而“愤怒”的让他们讲“中国话”时，纪元总会报以爽朗的大笑，然后是一个狡黠逗乐的笑脸。而更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他那双如漆的眸子和炯炯有神的目光，以至于许多年后我在给学生讲“行为语言学”时，仍以纪元的目光为例子，来解释“目光语言”。还有一个不能忘记的镜头是，大学四年中无数次地看见纪元坐在校园的小树林里埋头苦读，几十年后我问他在小树林里读的什么书，他说在那里自学完了八册许国璋英语。
大学毕业后，纪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师从苗力田先生治古希腊哲学。听傅永军兄多少次述说起他们一起读研究生时纪元的颖异聪敏、出类拔萃，而我对此期间纪元的一件难以忘怀的“小事”是他对同学表现出来的兄弟般的情谊。1983年底，我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进修班上去北京，顺便到人民大学去找纪元玩，晚上就住在他的宿舍。睡觉前他给我打来一大盆热水让我烫脚，洗完脚还没等我擦干，他端起洗脚水就跑出去倒掉了！真的是亲同学，亲如兄弟！而我却因为这次会面的一件事情，感觉亏欠了纪元一辈子。那晚住在纪元宿舍，谈到他正在研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我说我刚好在济南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书，我也不做这方面研究，等着送给他。纪元很高兴，说看中文总比看英文省事。但是，等半年后进修结束回到济南时我却忘了这事，再等若干年后因看到这本书想起这事时，纪元已经不需要中文版的《形而上学》了！这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橱里，我是不是应该把它焚化了，给天堂里的纪元送去呢？但，天妒英才！在他刚过天命之年的52岁，上苍之剑无情地斩断了他正在摘取哲学王冠上明珠的生命！天何不公！哲学王冠的明珠有何宝贵！还我们的纪元兄弟！
悼念纪元
刘庚子
前几天我无法写下悼念纪元的文字，因为我承受不了这份悲伤！上个周一，近中午我接到李皓同学的电话，说他刚通过了美国使馆面签，等几天可拿到护照，我精神一振。我们相约一起去美国看望纪元，很快可以成行了。然而第二天听到了坏消息，纪元病危了！心情马上沉重的无以复加，泪水充满了两眼。星期三更坏的消息传来，纪元深度昏迷，已叫不醒！星期四……太快了，完全出乎意料！一个多月来一直期待着飞往美国，到布法罗纪元家里问侯他。我自己及中国大陆一些病友若干年来的良好状态让我根本没有想到纪元会离去。强烈的悲情无法排解，从上周一，睁眼闭眼脑屏中总映现着纪元的身影和表情。太遗憾了，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苍天如此无情，这打击纪元的爱人和儿子如何承受？星期四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给纪元的爱人张雅洁打去电话，劝她和儿子节哀顺变，保重身体。雅洁很坚强，抑制着巨大悲痛，尽量平静地给我讲纪元最后几天的事情。她说她也没想到最后这么快，“上周四他还去上了课，这个周二早上他还打算去上课，但感觉很不好就让我打电话给他请了假，后来去了医院”……我劝慰她，自己却忍不住失声……。
脑际中变换着与纪元交往的各种场景。纪元待人真诚，记得85年1月我去北京，在人民大学他与傳永军学长的研究生宿舍里大谈哲学，从下午到晚上，并喝了“哲学汤”。第二天纪元又陪我冒着小雪爬香山游颐和园，我俩走在结着厚冰的昆明湖面上，几乎没有其他游客，突然咔嚓一声响……幸好并未出现险情。之后我们有多封哲学通信。89年春夏我收到他自罗马的来信，其中一句：“意大利的太阳的确比北京更明亮”。
纪元不仅是亚里士多德卓越的研究者，而且是其伦理学出神入化的践行者。再次见到纪元应是新世纪元年，我在北京，得知他在人民大学，约了差不多所有北京的同班同学在人大附近的大连海鲜聚会。2005年至2006年我在北京治疗休养期间纪元恰在人民大学讲学，而我正好住在人民大学西门附近，于是在我的住处，他的住处，在人大校园内，我们俩个以及与北京的张培忠、王希强等同学便有了许多次的聚会和长谈。居多，还是谈哲学，谈德性论理，谈社群主义，谈罗尔斯、诺齐克。我们几次一起出游，记得清楚的是有次去丰台王希强家，有司机开车，而上下车时纪元总是抢先一步给我爱人开车门。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已成长为一位谦谦君子、儒雅的教授、卓越的学者，极具风采。纪元始终葆有对哲学的热爱和信心，把学术研究看做是真正高贵的事。他任教山大，我们在济南又有两三次长谈。记得有个高温天气，他来到我家，我俩关着窗，开着空调，从上午聊到傍晚，中午我揪面片给他吃。我给他介绍了自90年代中至新世纪十年中国大陆思想界演变的一些情况和大致脉络，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他很感兴趣。从北京到济南他总责我为什么不专心做学术研究，“你应该写几本书”，“你应该写本大书”。我只能惭愧。
2012年纪元在天人讲堂以“述而不作何以成就了孔子”为题做了一场十分精彩的学术演讲，场面火爆。纪元的声音略带沙哑，话语节奏感好，很具感染力。他学术理路清晰，层层递进，中西贯通，一派学问大家风范。特别演讲后的提问讨论环节，在傅有德主持下，纪元与傳永军、马广海、我和其他老师、同学们一起讨论，纪元妙语纷呈，睿智而幽默，掌声、笑声一阵接一阵，让许多同学大开眼界，至今记忆尤新。
2013年纪元返美，我想一两年内他定会有机会回来，那时再请他来天人讲堂演讲，一定要让这位世界级的亚里士多德专家讲亚氏的《政治学》那是我2012年给他出的题目。
怎能想到竟是永别！如今又怎能相信他已真的离开了我们！52岁，如此杰出，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连日来每每想起便禁不住泪水。
纪元爽朗的笑声就在耳际，灿烂的笑容将永留我们心中，不会离去。 纪元安息！
纪元是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外国哲学研究生时同专业的同学。我们生命中同吃同住有两个时期：一个是1983年在人民大学求学时期；另一个是2006我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做访问学者时期。他执意让我住在他家，说那样我们兄弟可以天天在一起饮酒、聊天、谈学问。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啊！从布法罗的朋友张杰教授本月2日告诉我，纪元，我亲爱的兄弟，已经进入医院的临终关怀室开始，我的脑海里就一遍一遍地闪回我们在一起的各种场景，泪水禁不住地流，心禁不住地颤抖，大脑常有一片空白的时候。我真的不能相信我那高明远识、惊才绝艳、乐观豁达、心灵纯洁如水的兄弟会离开我们。可是……，还是来了。驿骑明朝发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
我悲愤问天！天言道，此不由乎我，此不由乎人。
天又言道：一个把智慧之思当成自己生命中自愿经历的、冒险而快乐旅程的哲学家，“死亡对他来说不过是一次‘练习’，一次对‘界限’的突破之旅，是又一次怀着生命的欢愉走向‘历史’。”
纪元永在！
中为作者
为士，为友的双语解释
袁劲梅*
要想知道什么叫“士不可不弘毅” （论语：泰伯）， 和纪元交个朋友就知道了。我知道纪元有很多头衔，学术的，行政的。在追思会上说纪元，一定会有一些大学和协会说到他的贡献。但是，我觉得：追思纪元，有一点是一定不能不说的。不说这一点，只说了纪元的一方面或几方面，还没把纪元说到位。这一点就是：纪元把为士和为友做到了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平。
江浙文化，人杰地灵。杰在哪里，灵在哪里？要叫我看，就一个字“士”。江南不光出贾宝玉，江南还出士。士、农、工、商的“士”。铭记”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士”。生在一个“士”文化被革命扫荡已尽的时代，纪元把中国传统的“士”活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家园。原来，人类的德性是相通的。
纪元做人，和他作文同理，“弘毅”二字概括很恰当。他花了很大的劲来讨论 “Being” 和“Non-Being”的问题(“存在”与“不存在”，或“有”与“非有”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困扰了西方哲学史上千年。那搞这样形而上的问题，除了“弘毅之士”，谁干得了？纪元不仅干了，还告诉我们：因为中国人说话不用“Being”，所以，中国人没有西方人有的困扰。
我读了他的文章，结果，中国人的“Being”跑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把我困扰了好几年。直到和纪元深交为友之后，我才突然找到了中国人的“Being”。中国人的“Being”原来是活出来的。不和生命分开，不和行为分开。活得精神焕发，活得认认真真，活得朋友遍天下，活得能有勇气与最坏的癌细胞开和平谈判，活得能把为人的责任放到“Being”（存在）之上。“Being”的问题就没了。
“士”就是一类以自己的行为示范给众人：如何在“Being”和“Non-being”之间自由逍遥的精神师长。纪元之为“士”，当到一代顶峰。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生命沟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困惑。他往人跟前一站，哲学家与性情中人就合二而一了。
与纪元交朋友，才知道什么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纪元请朋友喝酒吃肉、吃油条。因人而定，以朋友之乐为乐。如果朋友的队伍也能像军人一样分出军衔，纪元至少可以当“炊事班长”。“炊事班长”还会多管闲事，要是一个朋友在另一个朋友家没吃好，没受礼遇，“炊事班长”就要拍案而起，打抱不平。“义”和“信”不仅是写在他的书里的概念，还是君子之仪。非得付诸行动不可。所以，在纪元家，谈笑有宏儒，从不听见他说人坏话，却又总是听见他动不动在为人打抱不平。我猜当纪元的学生，一定有安全感。在他家，是弟子在，先生服其劳。先生还为弟子磨拳擦掌，后浪推前浪。
与纪元交朋友时间长了，我还知道：江南的“士”还都有一点遗传性的贾宝玉的性情。要唱越剧。我听纪元唱过“哭灵”。那是一句也听不懂，最后听懂一句：“妹妹，我来迟鸟（了）！”我一直以为纪元是奋力在前面跑的人，没想到他还会说“来迟了”。一个为他人做了那么多事的人，大概总觉得自己“来迟了”。世界上问题太多，任重而道远。虽然“Being”和“Non-being”的根本问题解决了，还有无数细如牛毛的锁事，朋友病了，学生要推荐信，上课要写《讲演录》……哲学家的使命是双程，走出去，还得走回来。柏拉图的哲学王，走出洞穴，看到了洞穴外面的真理。这才完成他使命的一半，他还必须返回到山洞里，告诉里面的人，出去看看，真理在外面。纪元一直到上个星期，还在上课，行他的使命。我没听说任何一个癌症病人能这么勇敢和忍耐。因此，我想：把哲学家说成是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是不对的。哲学家一定是性情中人，只是，在他的幸福中，被需要，是幸福的重要原素。这个要素时刻与他的生命同在。
纪元是幸福之人，他总觉得自己“来迟了”，他得到了多多的“被需要”的幸福。他把为士和为友；把宏儒的浩然之气和哲学王的执着演绎成“人”的典范。把他的人生用既“活得好”又“做得好”诠释成了一段有精神、有血肉的双语抒情诗。
布法罗那明灭的灯火——追忆余纪元教授
应奇
11月4日早上7点多，收到一条来自北京的短信：“老师，昨天过世了！”飘渺到有些虚无的“预料之中”还是远远无法掩蔽和钝化这切实而又锐利的“突如其来”——瞬间的冲击造成的间歇停顿过去之后，依然绵延的思绪让我恍然想起了去年11月份，我把拜读汪子嵩先生的回忆录《往事旧友欲说还休》之后写成的《太老师》一文发送给纪元教授，他收到后给我回信。检出那封信，时间显示是去年11月14日：“应奇兄，谢谢大作，总能获益。我今年背运，得病一场，还不小。请了一学期病假。不过就要见到光明了。望诸事安好！纪元”。
我之得知纪元教授大名，想来必定和我的导师范明生先生有关。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念硕士，几经曲折，我最终并未以希腊哲学为业，但后者始终是我们师生之间的一个恒久话题。忘记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后的聊天中，明生师有一次带着夸赞的神色提到了“小余”——想来这应当是和我的籍贯有关，因为我和明生师口中的“小余”一样都是诸暨人。不过那时候“小余”给人的主要印象，大概还在于他是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译者，该书初版于1989年4月，是继北大西哲史教研室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之后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而“小余”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了他在海外近30年的求学、研究和教学生涯。1992年春夏之交，我在北京“调研”，在北大出版社的门市部，我一口气买了刚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太阳神译丛”解释学系列中的全部新品，这其中就有“小余”翻译的那册《伽达默尔论柏拉图》。这本小书现在不在我身边，我猜想那应该是“小余”还在国内时完成的译品。
从1995年底到1996年初，我在为完成自己关于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的博士论文做全力的冲刺，我的关注点在于论主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而论文的一个主要旨趣是借助恩斯特·图根德哈特（Ernst Tugendhat）的相关工作，以斯特劳森为个案，从本体论哲学的角度说明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连续性。基于此，也基于斯特劳森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特殊的“连续性”和“亲和性”，我在文中引用了“小余”1995年四月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亚里士多德论ON》一文。其时我对于作者本人与斯特劳森的“渊源”还是毫不知情的。
转眼到了我博士毕业从教后的第十个年头。那是2006年2月，我从“哲学在线”上见到斯特劳森的讣告和江怡教授的悼念文字，虽然其时已从“旧业”中掉队甚久，我还是在稍作沉淀后写下了《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因缘》这篇追念文字。文中我重新阐发了自己在表面上看与“旧业”不甚相干的领域中转悠一大圈之后对于斯特劳森哲学的理解，还回顾了当年为了修订博士论文，参考阅读过纪元教授为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所撰有关斯特劳森的一章。江怡教授在看到我的这篇文字后，表示希望纳入他为《世界哲学》所组的纪念斯特劳森的专栏文字。同组的还有纪元教授那篇《通过斯特劳森而思》。
应该是在那组文章发表后不久，纪元教授回国过访杭州。那是我初次和他见面，我聆听了他在哲学系的讲座，还和盛晓明和包利民两位教授一道参加了招待他的晚宴，我至今还记得从西溪校区赴百合花饭店路上的情形——车子经过曙光路浓密的树荫，我们在车内愉快交谈。包教授和纪元教授是从事希腊哲学研究的同行，晓明和他口中的“小余”则是人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同学，不过前者比后者高一班，但据说他们经常一起在苗先生课上学希腊语，在此前和我的聊天中，“天纵英明”的晓明教授也时常称道当年苗公课堂上那个聪慧好学的小余。我和纪元教授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同行，更非任何意义上的同学，但我们是同乡，这就似乎平添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我并不研究希腊哲学，当然无法具体评价他的主业。在我看来，他对一般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和尼古拉斯·布宁合编的那部哲学词典。这部词典的中英对照本一出来，我就收于囊中，不但仔细读过自己感兴趣的所有条目，还向多人推荐。在我看来，这部词典之与一个哲学学生和学者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之于一个政治学学生和学者的重要性。于是我自然地在纪元教授面前提到了这部书，又因为自己也做了近十年的“嚼饭与人”的工作，我就大着胆子在他面前议论了对照本中某些译文的质量，纪元教授听完我的“吹毛求疵”，有些出乎意料地“反馈”道：“要是我们早认识，我就请你参加这部书的翻译了。”
斯特劳森哲学是我们之间的另一条“纽带”，记得我们席间谈到了当年的那组纪念文字。他在文中把自己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中提出并加以论证和发挥的范畴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这构成了他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Being的结构》一书的核心论旨）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斯特劳森区分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之于他的启发和影响。对此我自然只有叹服的份儿。对于他在文中通过对Being译名的讨论进一步引申出的有关主谓结构——即使如斯特劳森所说是“深层的”——的普遍性的问题，我更无法赞一辞。
也许是看出我读“斯”而不“化”，纪元教授指点我，关于斯特劳森的个体论形而上学，还有他在布法罗的同事的一个批评值得参考。兴许是当时没有记下那本书名，不久以后我就写信给他询问此事，他热情地回复了我，原来是他在布法罗哲学系最好的朋友Jorge Gracia的一本形而上学著作。从此以后，我们就偶有电邮往来。2008年四五月间，我一人从普林斯顿出发，从纽约坐火车旅行到布法罗，此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纪元教授在那里。他带我游览了大瀑布，请我大啖帝王蟹，还驾车数小时，载我和当时在他那里访问的一位国内的博士生去欣赏纽约上州的自然风光。那几天是我和他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身上依然有诸暨人的某些性格特点，豪爽率直，爱开玩笑；同时，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异域，也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十分相熟，我不时会感觉到他其实当然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人。而现在回想起来，我其时分明就能从他身上感受到“早年得志”和“壮志未酬”这两种复合的特质。前者当然无需我赘辞，比较巧合的是，我到布法罗的那天，正逢哲学系为他晋升正教授举行酒会。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夫妇俩到布法罗火车站的时间要稍晚于我到站的时间。也因此，坐在他们车中看到的布法罗夜色中那明灭的灯火也给我留下了更难忘的印象。所谓“壮志未酬”，也许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我从他的谈话中感觉到的——他正当盛年，自然不会有“江郎才尽”之虞，不过他确实亲口告诉我，像格里高利·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那样经典性的文章，只要能写出一篇来，就于愿足矣。另一方面，他曾亲口告诉我回乡的感受，我把它形容为鲁迅笔下“逃也似地离开故乡”的感觉，他的感受也引起了我的某种复杂的感受，尽管我不会把他的那种感受贸然比拟于牟宗三先生在《说怀乡》中表达的感受。当我看到他在《德性之镜》中自陈那本书中的学术工作同样也是出自“故土情怀”时，我那种基本上是自找的“困扰”算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抒解。我对于儒家和德性伦理学都殊少研究，不过容我冒昧地也是“自作解人”地说一句，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在如何融合“学术关怀”和“故土情怀”这个根本性的课题上，如果说纪元教授仍有“壮志未酬”之处，那一定也是可以成立的吧。
2012年春夏之交，纪元教授在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任上，来浙江大学主持召开一个儒学学术会议，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因为他是会议的召集人，期间事务繁多，我没有机会和他单独相处。幸运的是，在最后的晚宴上，我算是终于见识了他喝酒的风采，虽然他告诉我，现在的酒量连年轻时的一半都不到了。但是很明显，那晚的他喝出了状态。印象最深的是在相互劝酒的热情洋溢的氛围中，他说：“看起来，这次的所有与会代表中，论学问之渊深和讨论问题之热忱，还是要数岁数最长的成中英教授和沈清松教授。”听了他的话，我不但想起了那年在布法罗，当时我问起他在这北国寒地的交游，他对我说，沈清松教授不时会从多伦多开车过来和他喝酒。我更想起了他有一次对我说，亚里士多德是他的“至爱”，而希腊语是这样一种语言，只要稍有疏忽和懈怠，没有做到“学而时习之”，语感就会急速下降，因此保持自己之热爱于不坠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无分寒暑、焚膏继晷地和学生们一起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从学问之典范和纪律、思想之创造和传承的角度，我除了想起牟宗三先生在《现象与物自身》中所揭橥的“重复即创造，创造即重复”之精义，也有点儿不太相干地想起了罗尔斯曾经在某一处说，那些创立、签署和奠定原初契约的人诚然是体现了人之为人的高度自主性，但是那些遵循、坚持甚或修正这种契约的人又何尝不是体现了人之为人的高度自主性呢？！
犹记离开布法罗的前一天，纪元教授带着他的少公子Norman和我一道去逛街市，我们还来到了一处看上去颇为壮观的公共健身设施。他告诉我，布法罗市在公共设施上投入很大，这样大型的体育健身广场有好多处。看着Norman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的样子，他对我说，因为Norman从小多病，他们夫妇俩为孩子求医和康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精力。话锋一转，他又对我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许还有后来的职业压力）使得我们长期养成了这样的心理暗示：每天只要不读书，我们就会感到内疚，甚至不读多少页书，就觉得无法交代自己，这样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好的生活。他又说，对于Norman，只要他健康，能上一所过得去的大学，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过得快乐，那就很满足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2008年，正是他的那篇Living Well and Acting Well: An Ambiguity of Happiness in Aristotle发表的一年。从一个外行的望文生义的角度，此文中把“活得好”和“做得好”的区分确立为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的首要问题，似乎可以“对应于”他把范畴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确立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内在于此文的文本来看，其论证的关键则在于确立思辨活动之幸福和思辨生活之幸福的区分，并由此把问题进一步引向幸福之层级以及思辨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继续阐释和发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思辨者应当选择去过理智生活。这是因为努斯是思辨者的自我。如果一个人不去过他自身的生活而是去过别的某种生活，就是很荒唐的事。”无疑地，这番似乎带有“夫子自道”况味的洞见同样也是基于纪元教授毕生钟爱的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如下这席话：“有些人劝导我们，作为人，要多想人的事，作为有死者，要多想有死者的事。我们一定不能听从他们，而是必须尽我们最大努力让自己不朽，竭尽全力去体现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送纪元最后一程
悼念纪元
李皓
余纪元走了，才52岁，对一个世界级哲学家来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第一次体会了 "痛贯心肝" 的感觉。是癌症，可恶的癌症夺走了他！唯物论者再次感受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无能，就连医疗水平最好的美国，也没有留住他的生命；唯心论者再次验证了上帝对于人世的不公，为什么偏偏要把这样一位优秀才俊早早带走？学富五车，满腹经论的纪元，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留下的只有文章，著作，讲稿，和所有亲人们无尽的哀恸！
1979年9月，山大哲学系新生开学了，与我们一起入校的竟然还有那么小一个同学，他叫余继缘（出国后改为余纪元），刚满15岁，巴掌大脸上架两片铜钱大的近视镜，只有半拃长的两只小脚，穿一双自做黑布鞋。一看就是营养不良，没有长开的样子。可是他很聪明，勤奋好学又待人随和，老师同学很快就都很喜欢他了。一个学期结束，班级调整宿舍时，他被安排在我上铺，从此我们俩衣食住行在一起，一直到毕业没有分开过。
纪元是南方人，乍到山东，生活不习惯。刚来时臧乐源主任问他生活是否习惯，他回答 "没饭吃！" 结果吓了臧主任一跳，那么多食堂怎会没饭吃呢？后来才搞清楚，他是说没有米饭，他吃不惯馒头。我们俩一直结伴打饭，每个月分了饭票，他保管粗粮票，负责打稀饭，我保管菜票和细粮票，负责买菜和馒头。我们这些山东同学爱吃大葱，每次我手持大葱大肆啃噬，纪元总是端起饭碗躲远远的，越是这样，我越拿着大葱追着他啃，嘻嘻哈哈，一顿饭吃的好不热闹！久而久之，不知何时他居然也喜欢上吃大葱，而且比我有过之无不及。到毕业，纪元几乎完全变成了山东人，1.76米大个，性格豪爽厚道，包容大气，生活习惯也带有明显北方人特点，爱吃面食，能喝酒，而且酒量很大。2002年9月我去纽约招商，顺便约他见面，他大老远从布法罗跑来我下榻酒店，晚上在房间里彻夜长谈，没什么招待他，我打开了专门带给他的一瓶茅台酒，说一会儿话，他就喝一口，结果不知不觉那瓶酒就光了！我一直很后悔，当初没能设法给他多带两瓶。纪元身体一向很好，大学三年级时他已长成翩翩青年，在我的引导鼓励下，喜欢上了长跑，每天下午课外活动他都在操场上长跑不懈。后来学校开运动会，800米和1500米他都拿过前三名。
大学三年级时，同学们在紧张学习之余，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去向。纪元和我也不例外，记得一次周末，我俩一起去古旧书店淘书，路上谈到毕业后打算，我对他说自己年龄大了，毕业后得赶快工作。纪元似乎有些犹豫，他很想继续读书，但家里条件有限，又怕支撑不了。我力劝他读研，因为读研期间助学金会更高些，支撑学习应该问题不大。分析了他的优势后，我对他说："你今后的路向是，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出国留学，然后是做世界一流专家学者。" 当时并未觉得那是一次对他人生的规划，可他还是对我的嘱咐很当真，一丝不苟的去执行了，而且真的是不折不扣实现了目标！
1986年他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当时正值从政热，有校友拉他去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纪元写信征询我意见，谈了一些想法和理由。我很反对，回信进行了坚决劝阻！针对他的理由一一做了分析。结果他复信对我表示不满，说我老是用班长口气教训他。我也很动真，回信对他严肃批评！就这样来来回回写了好多封信，最后纪元还是吸收了我的意见，毕业后留校做了教师，继而又考取了苗先生的博士生。
纪元临近大学毕业时，已是情窦初开，也曾有过信来信往的谈情说爱，被我发现后，坚决制止了。当时主要考虑他年龄太小，一旦掌控不好将影响学业。可是，后来很多年纪元都没谈恋爱，我内心那个煎熬啊，生怕他找不到如意爱人误了一生。幸而后来他遇上了张雅洁，一个贤惠秀丽，又温良体贴的北方姑娘，我的心病才得以解脱。
纪元出国去意大利正赶上1989年5月底6月初，事先带着他新婚妻子张雅洁来济南我家住了两天。我那时在海阳县挂职，专门请假回来与他们相聚。说起来很遗憾，那时我家居住条件很差，只有一间15平米的斗室，纪元夫妇来了，只好向邻居借了一间更小的空房给他们住。就在那样简陋条件下，我们三天关门未出，理想，志向，学习，生活，海阔天空。谈了个彻夜不眠！回京后，他很快就出国了。后来他写信告诉我，走得那天北京交通已经瘫痪，他好不容易找了辆三轮车，绕来绕去，快赶慢赶，幸好没误了航班。
在国外求学那些日子，我俩一直保持通信，他每每将一些学习心得写信告诉我，我也把自己的工作状况告诉他，互相鼓励，相互促进。后来随着他学业精进，信里内容我越来越看不懂了，但仍很盼望他的来信，因为我可以从中读到他的刻苦，读到他的进步，那是我当时最为关心的。
纪元一直是很自信的，但是被聘牛津做研究员后，突然态度大变，每次来信都说那些世界级大师如何如何了得，自己如何如何差得远。我知道，他成熟了，学成了，离世界级水平不远了！进入布法罗做教授后，我不再问他学业问题，更关心他的家庭生活，得悉他爱人孩子一家稳定平安生活幸福，我从内心感到高兴。他也不再鼓励我升职晋级，而是特别关心我是否健康安全。
后来这些年，纪元经常回国讲学，见面机会多了，加上网络时代的日渐形成，我们俩终于终止通信，改由电话和微信互通情况。
2013年纪元来山大讲学，说好要到青岛看我，结果因家里有急事，匆匆回去了，没有见面。本来觉得这没什么，下次再见不迟，可谁知，这次错过竟成了终生遗憾！很长时间未得到纪元信息，也没听说他回国讲学。正狐疑间，今年春天接到了他的电话，说是病了，癌症三期，我心里一沉。但从他那轻松自如的治疗叙述中，我产生了对美国医疗水平的幻觉，中间通过两次电话，他都说治疗有进展。这给了我很大麻痹，迟迟拖着没去看他。11月1日终于通过美国使馆面签，立即向纪元家打电话，雅洁接了，告诉纪元已出现肝浮水。我情知不妙，催促有关方面尽快办理手续，无奈签证在美国使馆批复路上，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3日下午庚子同学得到消息，说纪元已处昏迷状态，4日凌晨约3点多，我突然惊醒，蒙胧中感到有些不对劲，猛得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雅洁的微信一看，坏了！她刚刚发上了纪元那篇《活得好与做得好》演讲稿。我心里咯噔一下，心跳急剧加速，匆匆浏览了那篇文章后，犹豫再三，还是向雅洁寻问了纪元情况。得到回复是：纪元已于1小时前，当地时间下午3:20走了。
这几天，极度悲伤笼罩了我的心灵！我也想象所有怀念纪元的同学，师友，亲人，学生那样，用一篇精彩文字表达对他的悼念之情，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思维停止了，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
此时此刻，当我情不自禁回忆了与纪元那些往事后，终于从心底生出了最想说的那句话：余纪元，你辜负了我！我们当初的约定你还没有真正完成，因为人类追求永远没有终极的顶峰！更何况，作为你的同学，我已经习惯了以你为荣！你就这样抛下我独自离去，让我下半辈子以什么作为活下去的精神支撑？
2016年11月8日
和雅洁老师合影
好想余教授——给雅洁老师的一封信
晏蓉*
雅洁老师：
余教授走了 我们都很痛心 好想他！
他在我心里是如此和蔼可亲的一位长辈、导师。我记得当我还在公立学校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借teacher training的机会第一次在downtown见到余教授，当时他受邀为我们做讲座。余教授幽默风趣，把哲学道理讲得那么绘声绘色，通俗易懂，我受益匪浅，连在座的所有美国人老师都听得聚精会神，领会到好多受用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很多精髓。
讲座结束后，余教授和我聊天，他关心地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让我感到心中一股暖流-好像找到了组织！[偷笑]那时候在公立学校工作遇到好多不顺和压力，和余教授聊天之后觉得心情都舒畅多了，感觉他就像我一位远方的伯父，亲切感爆棚！
后来一两年，就认识了张老师你，有幸到了Nichols工作。当知道你是余教授夫人的时候，更是觉得世界好小，上天真眷顾我，让我在布法罗结识了你们这个温暖、热情又平和的家庭！后来自然不必说，我通过你和余教授熟络起来，一次次的聚会、谈笑，都仿佛历历在目。我在中国的爸妈和婆婆一直都关心余教授的病况，我也时常和他们说起，但噩耗传来时，他们都特别特别惋惜，希望奇迹能发生，余教授能转危为安。总之，千言万语都无法替代对余教授的思念之情，泪水止不下。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张老师你一定要保重，挺过这一段时间，我们在且一直会在你身边，陪你一起。有任何需要，别怕麻烦找我们。现在最希望你能尽快走出阴霾，把自己照顾好，这一定也是余教授的心愿。
山大学生2012年父亲节与余老师在一起，前右一为作者
师恩难忘——追忆我的导师余纪元先生
晏玉荣
自从知道纪元师生病以来，我就没有真正开心过。似乎欢乐是别人的，而与我无关。每天都在心里祈祷：老师要快点好起来，一定要好起来。也总是给自己打气：老师身体一向很好，人又那么好，创造过很多的奇迹，没有东西能够伤害得了他。不是有很多人都战胜了癌症，成功活到八十多岁吗？
而老师的信也给了我许多的信心：他说自己仍在上课、工作，同时还在撰写论文。我哪里想得到，这只是老师坚韧、勇敢与豁达的表现。
2016年10月16日，我给老师去了一封信。他没有回。我想肯定是老师太忙，便没再去打扰他，想等圣诞节的时候，再给他写信。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等来的却是噩耗，再也收不到老师的回信了！
不知哭了多少回，流了多少泪。如今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可依然无法抑制住心痛。有时候走在路上，或者看着天空，想到再也感受不到、联系不上老师了，还是会哭泣。我多么希望真的有灵魂存在，这样老师能够感应到我们对他的悲痛与思念，他就不忍心离开我们了。作为学生，对老师最自然的回忆，就是我们的学习生活了。
第一次见到老师，是2011年5月面试的时候。他问我几个关于伦理学的问题，还很详细地看了我以前发表的论文。可是我表现得很差，论文也写的不好，看得出老师的失望。但是老师同情我对学习与知识的渴望，还是收下了我。
当时老师正在给山东大学的学生们讲授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课程，可是我在山东工商学院的课程还没结束，只听了一次课，就匆匆地走了。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第二年的五月份，老师回来正式给我们——他在山东大学的博士生上课了。那个季节，南门口的蔷薇花开得正盛，金色的阳光在高高的梧桐叶上流转，一切皆欣欣然而美好的样子。可我一直忘不了自己面试时的表现，忐忑不安，不知该如何面对老师。没想到，老师一见到我，就笑容满面地冲我伸出了双手，把我的顾虑冲刷的一干二净。
中午卞绍斌老师与马广海老师给老师接风，我也跟着。他在饭桌上谈论着北宋五子，谈论着对彼得.辛格素食主义的看法，针砭中国社会的孝道。中西哲学，他信手拈来。在旁人看来晦涩、高深的哲学，经过他的口，一下子就生动、有趣而富有现实感。我注意到，他笑的时候，有着孩子般的纯净与机灵，从心里开始亲近、喜欢他了。
他一个星期给我们上两门课：苏格拉底哲学与德性伦理学。一次课是三个小时。他总是很守时，从不迟到，也从不拖堂。
纪元师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很会讲课。一讲起课来，浑身充满了能量，能感染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语言诙谐，思路清晰，表达准确，善用例子。他对苏格拉底对待死亡的态度大加赞赏。他说一般的人吃了毒药，会七窍流血，鬼哭狼嚎。但苏格拉底却很坦然。他还提到他特别佩服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找到苏格拉底当年服用的毒药。他说，这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
但有趣不等于轻松。他说自己是教练员，上课的目的是要训练我们自己跑。要上好他的课，必须先切实地预习文本以及相关的英文文献，全身心地投入。课上，他鼓励我们勇于说出自己的观点，也总是笑呵呵、极有耐心地对待我们各种离谱的发言。渐渐地他把我们“养”得个个“胆特肥”，下了课还通常意犹未尽，围着他问东问西，不让他走。
课下他是我们最有趣的朋友。父亲节那天聚会，他与我们比赛唱歌。他唱的是京剧《钓金龟》中的选段。他唱完了，我挑剔地问他：余老师，您说您与傅有德老师谁唱得好？他愣了一下，然后很诚实地回答说，当然是傅老师唱得好。那认真而滑稽的表情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有天中午，他坐在校园的小树林写着什么，桌上还放着肯德基的炸薯条。我看见了，便坐下来与他说话。他给我讲起他刚来山东大学时，问过蔵乐源老师，山大为什么没有饭吃（老师是南方人，饭是指米饭的意思），什么是哲学（老师的志愿是高中老师给报的），等等好笑的故事。我指着薯条说，老师，这也不是饭哦，您中午应该好好吃饭。他又像个孩子似的笑了，说薯条是可以当饭的。
其实我知道，为了给我们上课，纪元师付出了很多。他来给我们上课的日子，师母还没放假，不能跟着照顾他，只能天天吃食堂或上饭店。有次他无意中说起，好想吃顿家里做的饭；还有次他身体不舒服，晚上没有吃饭就给我们上课了。下课之后，他想去校园的西门口的“蜀香门第”吃点饭，可人家已经打烊了。
课程很快就到最后一周了。我们很是不舍老师，一遍遍地问他：老师，您下次来给我们上什么课啊？他笑着说，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学习道德心理学吧。
是啊，布法罗离我们有多遥远啊！我们又不能随便办签证，想去看看老师有多难啊！但是，我们都是抱着十二分的期待：老师一定会回来的，老师不会让我们等太久的。因为他的根在中国，在山大啊！
在离开山东大学之前，老师分别与我们讨论了论文情况。他让我们及早为博士论文做准备，并建议我们，要么锁定一个人物，要么圈住一个专题。选题要选自己真的感兴趣的，把它作为一辈子的事业做下去。
在艰涩而又困难的论文写作中，我们都是用邮件与老师保持联系的。为了检查与督促我们的论文，老师让我们每写完一章就提交一章。只要是与论文相关的信，无论多忙，老师都会及时回复的。每章老师都认真、细致地批改，并给出自己的建议。他很谦虚，从来不以命令的口吻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写。收到老师的修改意见，我会反复地琢磨与思考，然后修改，再提交给他批阅。他再提出意见，我再修改。如此反复，每章都有三四次。在进步的地方，老师还会标注上good ,excellent, decent，very good等等。看到这些，我都会心花怒放，重拾信心，继续前行。
撰写论文的最后一章时，我遇到了瓶颈，几个月都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我很沮丧，甚至都想到了放弃。老师来信鼓励我说，写博士论文就是训练一个人如何写长论文的过程，任何人都需要这样的历练，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术能力。他还建议我将论文先放一放，趁着春节放松一下，养足了精神再写。
就这样，在老师精心指导、帮助与鼓励之下，我终于完成了论文。看到论文的最后统稿，老师充分肯定了我的扎实、努力与进步，还非常认真地纠正了我的英文摘要与目录。国外的博士导师是如何指导学生的，我不知道。但在国内，这样认真、负责的博士导师是不大多见的。如果碰到的不是先生，我肯定无法顺利完成博士学业。尤为重要的是，在与老师一次次地交流与讨论中，我渐渐领悟了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与应有的思维训练。老师传授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宝贵的治学之道与精神。
通过论文答辩后，我给老师去了封信。老师很诙谐地回信说：Congratulations.你现在是博士了耶！那时老师已经病得很重了！
其实，心里一直憧憬着如何能去布法罗看看老师，也憧憬着老师若是来烟台，我会让他品尝哪些特产，带他去哪里玩呢？
可是，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余老师，您不是说过还要回来给我们上课吗，您从来就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啊？您那灿烂的笑还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么真切，您让我们如何面对现实呢？您还那么年轻，那么热爱生活，有那么多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您怎能就这样走了呢？而我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老师说，我要到哪里去找您呢？我能在老师的著作里、所留下的录音里，一遍遍地重温老师的智慧、高尚与美好，却再也不能和您说句话了！
我印象中的余纪元教授
何中华
谨以此点滴回忆，寄托我的哀思，痛悼余纪元教授！
纪元小弟一路走好
刘玲
各位同学：大家好！几天来我和大家一样一直沉浸在失去纪元同学的悲痛中。不敢回忆，不敢看微信。今天将参加纪元同学的追思会，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就在这里和天堂的他说几句话以寄托我的哀思。
纪元小弟：山大初识，你还是一个稚气未脱需要人关心呵护的青涩少年；毕业后再见，你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英气勃发的青年才俊。你前几年回来讲学，我们一起故地重游，餐前嬉戏，恍如昨日。曾几何时，你应邀到我山居做客，给我带着你的著作（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士）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你的书还静静的在我的书橱里，而你却驾鹤逝了！曾几何时，山居小酌，把酒言欢，阔论天下，比肩中西，砧砭时弊，笑谈人生，大话友谊。言谈举止无不折射出你的睿智和公正客观的哲人风范。呜呼！谁曾想，你这一去竟成永诀！纪元小弟：愿你在天堂没有劳累和烦恼，天天开心快乐！纪元小弟一路走好！
忆纪元同学三事文
张文军
与纪元有缘成为同学，又有幸分为同室，而且整整四年。其中酸甜，感慨颇多。
在校期间，对纪元最深刻的印像就是他的刻苦勤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典型的学霸。经常见他背着书包往返于宿舍和教室之间，口中不断重复着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别扭又亳无用处的英语单词。纪元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应是先天的聪慧和后天努力的必然结果。
对纪元印像比较深的另一件事情是学校组织的越野赛中的表现。纪元不仅在班级中年龄最小，而且身体疲弱，越野赛路程较远，路况较差，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他决然报了名，我和他最后都竖持跑了下耒，并且进入前10名。但纪元跑下来后出观了腿抽筋的情况。现在看来，那可能是营养不良所致。由此也可看出纪元同学顽强拼搏精神。
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去承德开会，顺便到去看当时在人大读硕的纪元，二人畅谈甚欢。原以为来日方长，却不料那竟是我和他最后一面。
我调至高校工作后，得知纪元学术成就卓著，在为之骄傲的同时不免时常向同事提及。本部门负责人也曾为之所动，让我邀纪元拨冗来本部讲学。记得我曾与广海同学询问纪元在济的时间，以便安排来威。但那时纪元恰不在济南。
也是我搡办此事不够紧迫，纪元来威终未成行，因而我们也未能再贝一面。遗憾！每想及此，更为痛哉！
愿纪元小弟天堂安息！
悼
余山东大学哲社学院举行杰出校友余纪元教授追思会
11月10日，“哲人仙逝 思想永驻”——余纪元教授追思会在知新楼举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山东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余教授恩师谭鑫田，哲社学院院长刘杰，党委书记杨斌及余纪元教授生前同学、同事、好友、学生等参加了此次追思会。刘杰教授主持追思会。
追思会现场播放了余教授生前喜爱的京剧《空城计》，屏幕循环播放着同事好友敬送的挽联，现场气氛庄严肃穆。
刘大钧用“真人”评价了余纪元教授，他认为余教授为人真诚质朴、为学认真严谨，是一位有真性情、真学问的优秀学者。余纪元教授学贯中西、蜚声中外，他的逝世，是中外哲学界的重大损失。
昔日恩师谭鑫田表示，余教授在大学期间就展现出对于哲学的热爱及学习热情，他拥有优秀的道德品质，经常到自己家中探望。对于余教授的突然病逝，他十分痛心，不仅是对爱徒生命短暂的惋惜，更是为学术界失去一位优秀学者而扼腕叹息。
余教授本科同窗好友李皓、刘庚子、张友谊、马广海以及特意从外地赶来的研究生同学，面对亲如兄弟的同学逝世万分悲痛。他们回忆了昔日与余教授同窗求学的经历，谈及余教授年仅15岁便远离家乡到山东大学求学，乐观面对生活的巨大压力，并以优异的成绩坚持完成学业，言语之中透露着对余教授的尊敬与不舍。
在傅永军、刘陆鹏、王新春、马广海、牛建科等众多好友的回忆里，余教授求知欲望强烈，酷爱阅读，也正是他的博览群书才造就了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余教授生前一直把哲学研究当做高贵的事业，并且对这份事业有着崇高的信仰。先生不仅学术成就高，而且与人为善、真诚待人。他经常为父老乡亲送去礼物，在感恩节前为他人送上祝福。教授对待教学也十分认真负责，经常帮助学生连续多遍修改论文。他在疾病缠身时依旧坚持上课，面对死亡，他表现出的是一位哲人对生命的态度，对事业的追求，其德行值得众人学习。傅有德为余教授敬赠挽联：学贯中西谱著华章哲思睿智载史册，会通古今敦品励志君子风范昭世人，以此表达深切哀悼。参加追思会的师长、同窗、好友及学生纷纷发言，回顾了与余纪元教授交往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对余纪元教授的无限哀思。
余纪元教授千古！
余纪元，我校1979级哲学系校友，国际知名古希腊哲学专家和伦理学家，生前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曾任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主席、英国牛津大学Wolfson学院及中国研究所研究员（1994-1997）、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学中心研究员（2003-2004）、美国哲学学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副主席、美国《哲学史季刊》编委、美国《中国哲学杂志》编委、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美方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曾获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育优秀奖、杰出学者奖，美国大学杰出学者（青年研究者）奖以及优秀教学奖。
文：齐梦佳 图：谢卓卡吉
几点说明：
1、本文汇是在余纪元先生夫人张雅洁女士和中国美育网高层和栏目主编共同努力下，在纪元遍布大洋两岸的国际哲学朋友全力支持下共同完成，对这些朋友，我们不能说感谢，因为经营一块长期纪念纪元的精神园地，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2、未经作者允许，我们一般对不影响大局的小毛病尽量保留原样（如海外作者的纪元办公室对联作者和座右铭字数问题）。
3、人名后的*表示外籍作者，以显示对纪元的悼念来自大洋两岸，世界各地。
4、因为技术原因，个别排版不尽人意，有的排版的时候照例缩进几格，面世时又成顶格，望见谅。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