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 = 谢嘉幸：民歌引导教育

题图：高昊 油画作品《驴蹄子》

文 谢嘉幸

首先，非常感谢音乐学系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我也是耿老师的学生，1988年我完整地听过耿老师一个学期的课，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不知道自己是耿老师第三千零几个学生，但作为耿老师数千弟子之一，我想还是没问题的。因此，感谢音乐学系让我能够很荣幸地站在这里。当然，荣幸之余，我还感到一丝的忐忑不安，因为比起在座的很多人，我不能算是一个耿老师非常合格的学生。

作为即席发言，我今天的题目是《民歌引导教育》。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可能有人觉得非常窄的题目。其一，对我来讲，自86年走进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至今，民歌对我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音乐学院培养我从80年代到现在，民歌起了重要的作用，民歌引领我走过的，是一条非常真切的道路。这种体验是非常实在的、非常深刻的；其二，由于学院建设音乐教育专业的原因，我这些年来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音乐教育，而我所极力倡导的音乐教育，也是那种和民歌血肉相连的音乐教育。因此，《民歌引导教育》，我刚才想到的这样一个题目，其实是紧紧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体验以及这些年在音乐研究和教学的心得的，也是紧紧基于耿先生在民歌方面对我的启蒙、开导以及教育的。

当然，说到教育，可能大家会理解成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或者说是我们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教育，但我所理解的“教育”，是那种涵盖更广的“教育”，包含了全体国民在内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92年我在研究德国音乐教育时候，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民歌和教育的关系问题，在德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历史重视民歌教育，他们在这方面是有很深体会的。

接下来我想从民歌给我人生的四次震撼，来论及民歌引导教育的问题。

民歌给我的第一次震撼，发生在耿老师的课堂上（这里补充一句，非常遗憾，刚才有点事情来晚了，我听赵院长刚才介绍了，开始耿老师的学生一起演唱了他老先生教给我们的民歌，我应该加入这个行列的），我觉得我第一次受到这种“原生态”（当时还没这个概念）的、特别浓烈的（似乎还有一些争议的）感觉，当时我和许多同学们都一样着迷了，认真的学唱起来，我记住了这种感觉（后来许多年后，我和姚艺君老师多次谈到这种感觉），这是我的第一次学习真正的民歌。

我带着这种感觉，涉入了音乐教育领域。88年我刚硕士研究生毕业，李西安老师让我和其他几位老师组建音乐教育系，当时我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音乐学院办音乐教育系我们应该怎么走这个路？这个问题萦绕着我从88年到现在。举例来说，1993年我参加了音乐教育国际比较的课题研究，当时在杭州开这个国家课题的研讨会（当时赵沨先生还健在，也去参加会了），在比较中我们发现，近一百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有一块缺失，比较来比较去，都是拿着西方的东西，而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拿现在西方的东西和以前西方的东西比较。当时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什么地方？”“中国在哪里？”。后来修海林老师约我给《音乐研究》写稿，我写了一篇《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登载了1994年第二期的《音乐研究》上，当时写这样一篇文章，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

民歌给我的第二次震撼，来自我的蒙族学生斯琴朝克图。1998年斯琴朝克图到中国音乐学院助教进修班学习，主课跟我学作品分析。他的长调和各类内蒙民歌演唱得很好，歌曲也写得很好（现在在内蒙地区非常流行的《蓝色的蒙古高原》，就是当时他在我的课堂上写的），他的歌声给了我强烈的震撼，这年我到内蒙参加第一届全国旋律学研讨会，会后我和赵宋光老师商量，一定要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应该说就是受到斯琴朝克图歌声感染所致，是斯琴迷人的歌声把我们再次引到草原上去。

1999年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如愿在呼市召开，我记得我们邀请了李西安、樊祖荫、赵宋光、乔健中、袁静芳、王耀华、陈明道等教授，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的思考并不复杂：我们教育缺乏民歌这样一个根基是不行的，所以在研讨会上我提出“让每一个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这和今天我说“民歌引导教育”都是大实话，但却是足以让我们去发现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存在某种缺憾的大实话。

我记得当时研讨会分成三派：第一派被称为“扎根派”：赵宋光老师提交的论文是《扎根办学实践的文化学与教育学意义》，我提交的论文是《让每一个学生会场自己家乡的歌》，因此被称为“扎根派”；第二派被称为“黄河入海派”，就是说学什么都可以，只要融入历史它就源远流长。融入历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第三派叫“疼孩子派”，意思是我们不能拿学生不喜欢的歌（包含民歌）来教孩子，我们要让孩子学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三种学术观点各有自己的道理。研讨会开得很有意思，形成了不同学术观点争相辉映的“多声部合唱”。当然，会议还是就“应该重新将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引入学校教育”达成共识，这是经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促进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之后，在民族音乐教育推进方面的又一个实质性的成果。经过这个会以后，教育部社科中心把《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教育》申报成为一个国家级的课题。

我的第三次震撼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中学音乐教师赵国平老师，她擅长演唱评剧，我是2005年，在开展《北京市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与学校音乐教育》课题时接触到赵老师的。在她的带领下，确切的说，在她的演唱的感染下，学生们都兴致勃勃地学唱起评剧来。我受到震撼——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我们的老师熟悉我们民族的音乐，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就不担心我们的孩子会不喜欢。所以我在这里面讲到民族音乐，民歌作为教育，引导教育，我觉得是包含这样一个道理的。这是我的第三次震撼。

第四次震撼是在姚艺君老师的课上，她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我。在这儿作为我个人的感觉，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我想用另外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同一种感觉：就在前两天的《第32届国际音乐理事会暨第2届世界音乐论坛》上，陈哲创意和策划的《土风计划》的那场原生态音乐会中，我两次留下了眼泪。我觉得泥土的东西是最善良的东西，它是我们整个民族音乐大厦的根基啊！民歌引导教育，不是说我们光唱民歌，而是说民歌是我们的魂，是深深扎根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没有了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掌声）。

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做了《中国（大陆）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音乐教育：发展现状及前景》的发言。我发言完以后，一个非洲赞比亚学者非常激动地向我竖起大拇指，后来他站起来说：“国际音理会缺少非欧国家的声音，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然，他所指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发言，还包含后来袁静芳老师的发言，前一天赵塔里木院长的发言，还有萧梅、洛秦的发言，以及陈铭道老师所提出的类似的问题等。他说他为听到中国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世界音乐论坛还缺乏多元化的概念，还是欧洲中心的概念。这个会场的主持人是一位欧洲音理会的负责人，他说，我们非常诚恳地接受这位赞比亚学者的批评意见，世界音乐论坛的主题就是音乐多元化，我们只办了两届，我们希望在第三届的时候，有更多的民族、更多的文化能在这里发出它的声音。应该说，这也是我今天想到这个题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都应该向耿老师学习，向老一辈的民族音乐家（包含在座的董维松教授等一大批民族音乐家）学习，我的很多学生，像张天彤、还有陈红等也都向耿老师、董老师等学习，向各位老师学习。我经常讲，为什么说我自己不是个合格的学生，因为我只能（在理论上）说我们要这样做，自己却做得很不好，我比起我们在座的，特别是我们音乐学系的老师们，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民族音乐的传承者，我很惭愧。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意识的音乐教育研究者，我仍然要说，“民歌引导教育”是一个并不过时的话题，在这个具有意义的庆贺耿生廉教授80华诞的研讨会上，我以这个题目再给耿先生交上一次作业，也以此就教于在座的各位大方之家。谢谢各位！

▎谢嘉幸，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导，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教育学重点课题负责人；教育部专家讲学团成员；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理事；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音乐教育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传播学学会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华口述史学会副会长；剑桥大学《英国音乐教育》等刊物国际编委；北京传统音乐节执行艺术总监，太极传统音乐奖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出版专著有《德国音乐教育概况》等七部，发表论文“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中的美学问题”等近百篇,主编出版《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音乐卷》等五部；其中音乐美学专著《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获中国音协“金钟奖”首届文艺评论奖铜奖（2007）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人文社会科学]2009•教育部），《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项目获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吉布森国际大奖(2010)。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