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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 谢嘉幸:民歌引导教育

文章作者:佚名 来源:互联网 添加时间:2016-04-11 16:11:21

 

题图:高昊 油画作品《驴蹄子》

文 谢嘉幸


首先,非常感谢音乐学系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我也是耿老师的学生,1988年我完整地听过耿老师一个学期的课,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不知道自己是耿老师第三千零几个学生,但作为耿老师数千弟子之一,我想还是没问题的。因此,感谢音乐学系让我能够很荣幸地站在这里。当然,荣幸之余,我还感到一丝的忐忑不安,因为比起在座的很多人,我不能算是一个耿老师非常合格的学生。


作为即席发言,我今天的题目是《民歌引导教育》。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可能有人觉得非常窄的题目。其一,对我来讲,自86年走进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至今,民歌对我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音乐学院培养我从80年代到现在,民歌起了重要的作用,民歌引领我走过的,是一条非常真切的道路。这种体验是非常实在的、非常深刻的;其二,由于学院建设音乐教育专业的原因,我这些年来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音乐教育,而我所极力倡导的音乐教育,也是那种和民歌血肉相连的音乐教育。因此,《民歌引导教育》,我刚才想到的这样一个题目,其实是紧紧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体验以及这些年在音乐研究和教学的心得的,也是紧紧基于耿先生在民歌方面对我的启蒙、开导以及教育的。


当然,说到教育,可能大家会理解成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或者说是我们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教育,但我所理解的“教育”,是那种涵盖更广的“教育”,包含了全体国民在内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92年我在研究德国音乐教育时候,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民歌和教育的关系问题,在德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历史重视民歌教育,他们在这方面是有很深体会的。


接下来我想从民歌给我人生的四次震撼,来论及民歌引导教育的问题。


民歌给我的第一次震撼,发生在耿老师的课堂上(这里补充一句,非常遗憾,刚才有点事情来晚了,我听赵院长刚才介绍了,开始耿老师的学生一起演唱了他老先生教给我们的民歌,我应该加入这个行列的),我觉得我第一次受到这种“原生态”(当时还没这个概念)的、特别浓烈的(似乎还有一些争议的)感觉,当时我和许多同学们都一样着迷了,认真的学唱起来,我记住了这种感觉(后来许多年后,我和姚艺君老师多次谈到这种感觉),这是我的第一次学习真正的民歌。


我带着这种感觉,涉入了音乐教育领域。88年我刚硕士研究生毕业,李西安老师让我和其他几位老师组建音乐教育系,当时我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音乐学院办音乐教育系我们应该怎么走这个路?这个问题萦绕着我从88年到现在。举例来说,1993年我参加了音乐教育国际比较的课题研究,当时在杭州开这个国家课题的研讨会(当时赵沨先生还健在,也去参加会了),在比较中我们发现,近一百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有一块缺失,比较来比较去,都是拿着西方的东西,而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拿现在西方的东西和以前西方的东西比较。当时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什么地方?”“中国在哪里?”。后来修海林老师约我给《音乐研究》写稿,我写了一篇《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登载了1994年第二期的《音乐研究》上,当时写这样一篇文章,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


民歌给我的第二次震撼,来自我的蒙族学生斯琴朝克图。1998年斯琴朝克图到中国音乐学院助教进修班学习,主课跟我学作品分析。他的长调和各类内蒙民歌演唱得很好,歌曲也写得很好(现在在内蒙地区非常流行的《蓝色的蒙古高原》,就是当时他在我的课堂上写的),他的歌声给了我强烈的震撼,这年我到内蒙参加第一届全国旋律学研讨会,会后我和赵宋光老师商量,一定要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应该说就是受到斯琴朝克图歌声感染所致,是斯琴迷人的歌声把我们再次引到草原上去。


1999年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如愿在呼市召开,我记得我们邀请了李西安、樊祖荫、赵宋光、乔健中、袁静芳、王耀华、陈明道等教授,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的思考并不复杂:我们教育缺乏民歌这样一个根基是不行的,所以在研讨会上我提出“让每一个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这和今天我说“民歌引导教育”都是大实话,但却是足以让我们去发现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存在某种缺憾的大实话。


我记得当时研讨会分成三派:第一派被称为“扎根派”:赵宋光老师提交的论文是《扎根办学实践的文化学与教育学意义》,我提交的论文是《让每一个学生会场自己家乡的歌》,因此被称为“扎根派”;第二派被称为“黄河入海派”,就是说学什么都可以,只要融入历史它就源远流长。融入历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第三派叫“疼孩子派”,意思是我们不能拿学生不喜欢的歌(包含民歌)来教孩子,我们要让孩子学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三种学术观点各有自己的道理。研讨会开得很有意思,形成了不同学术观点争相辉映的“多声部合唱”。当然,会议还是就“应该重新将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引入学校教育”达成共识,这是经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促进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之后,在民族音乐教育推进方面的又一个实质性的成果。经过这个会以后,教育部社科中心把《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教育》申报成为一个国家级的课题。


我的第三次震撼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中学音乐教师赵国平老师,她擅长演唱评剧,我是2005年,在开展《北京市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与学校音乐教育》课题时接触到赵老师的。在她的带领下,确切的说,在她的演唱的感染下,学生们都兴致勃勃地学唱起评剧来。我受到震撼——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我们的老师熟悉我们民族的音乐,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就不担心我们的孩子会不喜欢。所以我在这里面讲到民族音乐,民歌作为教育,引导教育,我觉得是包含这样一个道理的。这是我的第三次震撼。


第四次震撼是在姚艺君老师的课上,她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我。在这儿作为我个人的感觉,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我想用另外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同一种感觉:就在前两天的《第32届国际音乐理事会暨第2届世界音乐论坛》上,陈哲创意和策划的《土风计划》的那场原生态音乐会中,我两次留下了眼泪。我觉得泥土的东西是最善良的东西,它是我们整个民族音乐大厦的根基啊!民歌引导教育,不是说我们光唱民歌,而是说民歌是我们的魂,是深深扎根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没有了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掌声)。


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做了《中国(大陆)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音乐教育:发展现状及前景》的发言。我发言完以后,一个非洲赞比亚学者非常激动地向我竖起大拇指,后来他站起来说:“国际音理会缺少非欧国家的声音,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然,他所指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发言,还包含后来袁静芳老师的发言,前一天赵塔里木院长的发言,还有萧梅、洛秦的发言,以及陈铭道老师所提出的类似的问题等。他说他为听到中国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世界音乐论坛还缺乏多元化的概念,还是欧洲中心的概念。这个会场的主持人是一位欧洲音理会的负责人,他说,我们非常诚恳地接受这位赞比亚学者的批评意见,世界音乐论坛的主题就是音乐多元化,我们只办了两届,我们希望在第三届的时候,有更多的民族、更多的文化能在这里发出它的声音。应该说,这也是我今天想到这个题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都应该向耿老师学习,向老一辈的民族音乐家(包含在座的董维松教授等一大批民族音乐家)学习,我的很多学生,像张天彤、还有陈红等也都向耿老师、董老师等学习,向各位老师学习。我经常讲,为什么说我自己不是个合格的学生,因为我只能(在理论上)说我们要这样做,自己却做得很不好,我比起我们在座的,特别是我们音乐学系的老师们,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民族音乐的传承者,我很惭愧。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意识的音乐教育研究者,我仍然要说,“民歌引导教育”是一个并不过时的话题,在这个具有意义的庆贺耿生廉教授80华诞的研讨会上,我以这个题目再给耿先生交上一次作业,也以此就教于在座的各位大方之家。谢谢各位!


谢嘉幸,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导,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教育学重点课题负责人;教育部专家讲学团成员;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理事;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音乐教育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传播学学会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华口述史学会副会长;剑桥大学《英国音乐教育》等刊物国际编委;北京传统音乐节执行艺术总监,太极传统音乐奖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出版专著有《德国音乐教育概况》等七部,发表论文“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中的美学问题”等近百篇,主编出版《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音乐卷》等五部;其中音乐美学专著《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获中国音协“金钟奖”首届文艺评论奖铜奖(2007)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人文社会科学]2009•教育部),《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项目获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吉布森国际大奖(2010)。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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