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经之​：蔡元培的美育精神

蔡元培的美育精神

2014年01月15日 15:47 来源： 作者：胡经之

【作者简介】胡经之(1933-　)，男，汉族，江苏苏州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1960年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由助教、讲师、副教授而教授，后应邀任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先后被选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1993年获国务院“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广东　深圳　518060）。

【内容提要】 在中国由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折中，蔡元培为推进我国的美学和美育的发展尤其是美育事业，着力最多，影响最广，作用最大。他特别重视把美学教育和美感教育结合起来，创建了自成特色的美育学说。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在新时代应该发扬。它启发我们进一步深思美育的使命，推进美育的实施，拓展美育的途径。

在中国从近代转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蔡元培是我国启蒙初起时代被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位启蒙思想家，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还是一位美学家，特别重视把美学与教育紧密结合，创建了自成特色的美育学说，把美育提升到人格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倡导美育，没有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付诸社会实践，向学校或更广的社会领域推行。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美育是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途径。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国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在鲁迅的支持配合下，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整个教育方针之中。在中华文明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伟大创举。蔡元培闪耀着启蒙思想光芒的美育精神，不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还影响了以后数代人，推动中国的文化教育向现代方向前进。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终于把美育列入全民教育方针之中，德、智、体、美四育并举，协调发展，成了我国教育的方向。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在更高层次上发扬蔡元培的美育精神，为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理想：按照美的规律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个性。

一

我生也晚，在20世纪30年代才来到这世上，进入北京大学则已是1952年。少年时期读了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门学问叫“美学”，心向往之。可是，等我进了北大，方知道北大已经没有了“美学”专门课，只有杨晦教的“文学概论”还和美学有些关系。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都在北大，但都不开课。我自己作了个安排，决心从1953年开始，自学中国现代美学。我先向杨晦请教，又在年初拜访了朱光潜，请教该从哪里入手。杨晦要我先读蔡元培，再读梁启超，后读蔡仪。杨晦是位“五四”老人，当年就和许德珩一起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后来，当过北大的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他正是在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考入了哲学门，聆听过蔡元培的教诲，听过他的美学演讲，对北大的美育耳濡目染，有亲身感受。他对蔡元培十分敬佩，所以要我钻研中国现代美学，就要从蔡元培入手。朱光潜则为我另辟蹊径，要我先读王国维，再读吕澂，后读宗白华。他说，他研究美学，受王国维的影响最早，印象深刻，要我不妨也从王国维着手。我自己作了选择：先读蔡元培，再读梁启超，然后读王国维。我安排两年时光，在听课之外，集中精力阅读“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美学著作。我是从阅读蔡元培而进入中国现代美学领域的，所以，对蔡元培的美学印象较深，特别是对他那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美育精神敬佩不已。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叶朗、江溶策划“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就首推《蔡元培美学文选》，优先出版此书。蔡元培并非一开始就关注教育，更不要说重视美育了。1868年出生在绍兴的他，开始走的是封建文人的老路。那时，科举制度还未废除，蔡元培和梁启超同在1889年中了举人，但梁启超1890年参加全国会试落榜，从此放弃了应试做官的道路。蔡元培却一帆风顺，青云直上，24岁时就赴京会试得中，1892年殿试通过，成了二甲进士，不久，就被任命为皇家的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政变，蔡元培虽未参加，但亲眼目睹了百日维新的始末，极为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不幸遭遇，深感清王朝无药可救。蔡元培对康、梁维新的失败进行了反思：“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代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①。

戊戌政变之后，康、梁流亡日本。蔡元培愤而弃官。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这位封建末世的传统文人，终于走出皇家翰林院，走向一条新的道路，回家乡绍兴从事教育事业。这是蔡元培人生道路的一次大转折。此时正好是他30岁。蔡元培在故乡生活了八年，全力投入教育事业，积极参与绍兴的中西学堂、上海爱国女学、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等的建设，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社会组织，竭力推动教育事业向全社会发展。“教育救国”开始渐成蔡元培的伟大志向。但在此时，他还没对美育有所重视。上海爱国女学成立之初，蔡元培就倡导，教育就是要造就人的“完全人格”。但“完全人格”何在？当时他还只是提及德育、智育、体育这三育，在他此时的心目中，还尚无美育的地位。

蔡元培后来极为看重美育，那是在他人生有了另一次大转折，学得了美学之后自然而然发生的。

1907年，蔡元培将届不惑之年，他毅然选择了去德国留学。蔡元培一去就是五年多，遍访德国、瑞士，考察教育、文化。他在莱比锡大学听了三年课。这所歌德曾经就读的古老大学，以教育学、艺术学、美学而著称。蔡元培在后来所写的《自写年谱》中说：“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艺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②他在德国，不仅听美学课，而且知行并重，自己还学起弹钢琴、拉小提琴来，把学得的美学付诸自己的人生实践。自此，蔡元培对美学和美术(广义的美术，即文学艺术)发生了浓烈的兴趣，后半生都乐此不疲。他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说到，自己“到四十多岁，专治美学”。后来他又数次出国考察，遍历英、法、美、俄等国，对美学、美育尤为关注。即将步入70岁的蔡元培，曾经发表了满怀深情的谈话《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谈话中说，若容许他能在年轻时就做出自由选择，他会“专治我所以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③。正是在学得了美学之后，蔡元培结合实地考察，日渐懂得了美育的重要。欧美诸国重视人的完全人格的培育，美育必不可少。德国、法国尤为看重美育，只是法国人更喜爱优美，而德国人更看重崇高。这给蔡元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蔡元培的人生又一次发生大转折时，历史给了他一次机遇，竟能把美育引入国家的教育方针之内。这在中国实乃破天荒的奇迹。辛亥革命初定，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立即急电蔡元培从德国回南京，受命担任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调绍兴同乡许寿裳到教育部，许寿裳又推荐了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鲁迅)协助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1912年，蔡元培公开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中。

由蔡元培主掌的教育部，先是设在南京，后又迁往北京，许寿裳和鲁迅也跟着到北京。鲁迅是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的得力助手。蔡元培对教育方针的意见，由鲁迅起草一个教育部文件，予以推行。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先是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后升任为社会教育司的佥事，主管的就是文博图书和美术教育。蔡元培所说的美术教育并不仅是视觉艺术的绘画、雕塑等，而是含括所有的艺术，包括文学在内。受蔡元培的委托，鲁迅积极在北京实施艺术教育，向社会推行美育，甚至在暑假中还举办美术演讲会。鲁迅在暑期的美术演讲就先后举办了四次，1913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是在这些演讲的基础之上作了发挥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文学艺术(总称为美术)的作用和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在鲁迅的支持和配合下，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初次得到了弘扬。后来，袁世凯复辟，蔡元培愤而辞职。1913年秋出走法国，又去钻研绘画、建筑、音乐。蔡元培出走后，教育部竟把美育从教育方针中删除。鲁迅悲愤交加，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鲁迅日记》)鲁迅对蔡元培的美育精神，一直深为敬服，他们都把美育看作改造国民性的重要途径。

二

蔡元培虽然在教育部受挫，但他的美育精神并未减退，反而在德、法养精蓄锐，终于有了在北京大学发扬的机会。1916年冬，教育部敦促蔡元培回国，要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有人劝他，北大太腐败，无可救药，何必去那，怕要坏了名声。有人则鼓励他去，对北大作彻底改造。孙中山虽已不当总统，但支持他去北大开创新的局面。蔡元培在做翰林院编修时曾经去京师大学堂讲过课，知悉内中的腐败与丑恶，但最后还是下定了要去改革北大的决心。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实施他的教育方略。从1917年到1927年十年半的时间，蔡元培有一半时间在此坐镇。即使他不常在，代理校长蒋梦麟是他的学生，也一直支持他的教育方针，把美育放在整体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地位。蔡元培的美育精神，由此而在北京大学扎了根。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大刀阔斧的改革，乃从文科开始。他请李大钊任图书馆馆长，又亲到陈独秀的住所请他当文科学长，主掌文科。为此，蔡元培还把陈独秀在上海已办了好几年的《新青年》杂志社转移到北京大学。当时，鲁迅还在教育部负责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不能到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蔡元培就特聘他为兼职讲师，在北大开讲“中国小说史”，因此才有了以后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还在绍兴的周作人到北大任专职教授，开讲外国文学。胡适之从美国回国，即由蔡元培请来北大，推动新文学的研究。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在文科开设美学，可是，无人响应，他就亲自出马，开设了美学课程。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到，在十年之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而停止”④。而美学之课在北大一直延续。他请留法回来的张竞生来北大当专职教授，继续讲授美学课程。就在北大期间，蔡元培开始了《美学通论》的撰写，写出了《美学的对象》、《美学的趋向》等文。

蔡元培对美育的重视，并没有仅停留在课堂上，而是更重在付诸实践，体现为行动。为鼓励北大学生向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发动师生开展课外活动，组织各类社团，学校为之创造条件。他一到任，就创办了《北京大学日刊》，鼓励校园社团相互交流。在蔡元培的激励下，各类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仅在他就任校长的两年后，各类社团已达20个左右，其中就有陈独秀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后来又有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蔡元培美育精神的感召下，文学艺术社团最为兴旺，文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社等纷纷成立。后来，张竞生还发起成立了审美学社，出版审美丛书。这种由蔡元培倡导在讲堂之外展开美育的活动方式，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我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入北大，还能亲身感受到这种课外的艺术氛围，国乐社、交响乐鉴赏会、文学社、新诗社、戏剧社等一到下午社会活动时间，就各自活跃起来。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又成立了由王朝闻、宗白华任指导的文艺美学研究会，公开出版《文艺美学》论丛。这要归功于蔡元培美育精神的鼓舞。

正是由于蔡元培怀抱“教育救国”的志向，全面推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才推动了教育向现代方向发展。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发生，绝非偶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厉行改革，逐渐引起了世人关注。在“五四”发生的前一年，已经退出政坛在天津居住的梁启超，出于爱国之心，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动向，力争山东的权益回归祖国。为此，梁启超和蔡元培都积极参与了国际外交协会的领导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作为国际外交协会驻巴黎的代表，梁启超随同中国赴巴黎和会的代表前去巴黎当民间顾问。当他得悉北京政府首席代表陆征祥要在和会上签字，同意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勃然大怒，当即把这一消息电告了国民外交协会的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另有一说为汪燮)又把这消息告诉了蔡元培。蔡元培在1919年5月3日得知此消息，立即返校，召见了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北大迅速行动起来，5月4日，联合北京的其他学校，在天安门集会，由许德珩带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北京政府本想秘密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但为梁启超所泄露，就引发了“五四”运动。从此，梁启超对北京大学刮目相看，和北大教授胡适之、丁文江多有交往，并去北大作过演讲。在百日维新之时，京师大学堂正在筹办，光绪皇帝命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梁启超参照了日本的学规，依据中国的国情，为京师大学堂制定了洋洋80多条学规。但最后任命的掌学大臣却不是梁启超，而是官僚孙家鼐。京师大学堂还是成了科举制度取消以后又一培养封建官僚的衙门。梁启超深知要把这培养封建官僚的京师大学堂改造成现代大学之难，所以，对蔡元培在北大的贡献甚为敬服。

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在他主管北大的十年里得到了初步发扬。虽说是初试锋芒，但在国内实属首例，功不可没。此后的十多年中，蔡元培再接再厉，进而在南方倡导和推行美育，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得到了发扬。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政府加大了对北京大学的控制。蔡元培对此十分反感，早有南归之意，想回故乡另觅“报国之道”，最想做的还是翻译一部西方艺术史，几部美学名著。但北京政府不想丢掉这个牌子，还要蔡元培继续当北京大学校长。他在长期坚持自己的教育方略之外，不时去欧美进行教育和文化的考察，探索如何作进一步的教育改革。

北伐战争之后，全国政治中心转向南方。民国政府允许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请他担任大学院院长，以推动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年过六旬的蔡元培有两年光景全力投入了在国内设立大学区的实验。所谓大学院，乃是参考法国的大学区制而实行的模式，将全国分成若干学区，每一学区以大学院为中心，全学区的中、小学都归大学院管理，不再设立教育局之类的行政机构。这种体制的好处是突出了教育家治校，更尊重教育规律，而且教育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也会相对均衡。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深受教育部行政官僚之苦，对官僚统治深恶痛绝，所以很支持这样的体制改革。1928年，作为大学院院长的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大学校长及各省教育主管与会，共商教育改革方向。

正是在这次教育体制改革中，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确定了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构之后，蔡元培进而突出了科学、艺术、劳动三者在教育中的地位：“大学院以科学化、艺术化、劳动化相提倡，大学必须具备这三种精神。”他倡议，要在大学区中设立劳动大学，提倡劳动教育。更要“设音乐院、艺术院，实行美化教育”。这就在过去已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上劳育、美育，德、智、体、劳、美五育并举，方为完全之教育。而且，在蔡元培看来，美育还要进一步走向社会：“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蔡元培要求大学院把艺术看得和科学一样重要：“艺术能养成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⑤

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下，在大学院下筹备设立艺术教育委员会，以推进全国的艺术教育。大学院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很快在上海创建了国立音乐学院，请音乐家萧友梅当校长。接着，又迅速在杭州创办了国立艺术学院，请画家林风眠任校长。由此开始，艺术教育在江南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大学院在1928年还支持美术教育委员会向社会推进美育，筹备全国美术展览会。这在国内属创举，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在大学院时代，蔡元培广开贤路，设置了特约著作员制，专聘国内学术上有贡献的专家、学者，任其自由著作，大学院给予特殊津贴。这时鲁迅也已在上海自由写作。蔡元培不忘鲁迅在北大的贡献，为他颁发了聘书。1936年鲁迅逝世，蔡元培和宋庆龄共同主持丧礼。蔡元培亲撰挽联：“著述最严谨，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虽然后来大学院又改成了教育部，蔡元培坚决不愿再当教育部长而只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他仍然不忘坚持不懈地向社会推广美育。他仍陆续不断地发表美育演讲，撰写美育文章，参加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他积极支持画家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参加刘海粟的画展，并撰文给予高度评价。李金发要创办《美育》杂志，蔡元培也给予大力支持。

蔡元培一直想写一本论美育的书，还想写一本美学著作。1936年，上海各界为蔡元培七十大寿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蔡元培在致辞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感触良深。他满怀深情地说道：“回忆从前经过，可为而不为，与不可为而为的，不知多少；多一年，就增加一年的悔恨。……七十岁了，余年有限，还来得及补救吗？”⑥他最后说，假我数年，还是想写一本书，专论“以美育代宗教”，还想编写一本美学。蔡元培的一生，对美育和美学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后悔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在这里。但文化艺术界没有忘记他在美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刘海粟、萧友梅、柳亚子等在此年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要在上海成立“孑民美育研究院”，其宗旨就是要继承和发展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可惜，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实现。幸而，孙福熙在杭州已经建成了孑民美育院，实现了文化艺术界的一个共同愿望。

蔡元培在江南推进美育十年，影响深远。我的师辈就是在他的美育精神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的父亲小时在苏州读书，后入无锡师范，琴棋书画都要学，所以，尽管他主要教历史课，但写得一首好字，能画画，还能拉二胡，吹笛箫。我自小也是受这种气氛的熏陶。

蔡元培的最后岁月，是在家国之恨和病痛交加中移居香港度过的。日本侵略、占领上海，蔡元培满腔悲愤，1937年底，带着病痛之身来到香港，以图在此广结海外友人，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的支援。就是存抗战爆发之后，他也不忘美育，坚信“美术乃抗战时期之必需品”。1938年春，蔡元培和宋庆龄受邀与港督夫妇一起参加一个国际美术展览开幕典礼。蔡元培在致辞中就鲜明地说：抗战时期也需要美术之陶养。他不仅只是说，还行动起来，亲自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作了中国会歌，调寄《满江红》。他自认为这一曲调适合表现中国人坚决抗日的“壮气”，他所作的曲词，“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⑦，洋溢着阳刚之气，崇高之美。1940年春，74岁的蔡元培因病与世长辞，在遗言中还不忘倡导“美育救国”。毛泽东电哀：“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族自由。”

蔡元培与梁启超、王国维乃从近代转向现代的同辈美学家，其实，蔡元培最年长，生于1868年，而梁肩超生于1873年，王国维更晚，生于1877年。但梁启超、王国维接触美学比蔡元培要早，在20世纪之初都已开始关注美学。王国维很早已上书提出要在大学开设美育。蔡元培在40岁(1908年)时才接触美学，1912年在教育部倡导美育。但把《国际歌》翻译到中国来的美学家陈望道在他所著的《美学纲要》中却这样说道：“中国之有美学，实以蔡元培先生提倡为最早。中国人素讲智、德、体三育，近人更倡群育、美育，而并称为五育。美育即蔡元培先生所主倡。”⑧这并不是要抹杀梁启超、王国维的美学贡献，而是因为蔡元培为推进美学和美育的发展着力最多，影响最广，作用最大。尤其是对于美育，他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国维对古典美学(诗词、戏曲)钻研甚深，但在国民革命正向北平推进之时，1927年年仅50岁时，就跳昆明湖自尽。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由倡导诗界、文界和小说革命而推进美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北伐战争后不久，1929年就在协和医院逝世，年仅56岁。蔡元培则不仅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而且在北伐战争以后还有十年时光广泛参与了社会活动，且到抗战爆发，还在自上而下地为推动美育事业而继续奋斗。正如梁漱溟在40年代所作《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所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影响之大，乃这种缘由。

三

自蔡元培倡导和推行美育以来，历史已经过去了一百年。美育已被我国纳入国家教育方针之中，提升为国家意识。但是，蔡元培的美育精神，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加倍珍视。重新领会蔡元培的美育精神，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启发我们可以作进一层的思索。

一是深思美育的使命。

蔡元培从一开始就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美学和美育。他特别重视哲学中的价值论，他在《哲学大纲》中说道：“价值论者，举世间一切价值而评其最后之总关系者也。”⑨价值是对人所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意义，真、善、美都是人生价值中的几种。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其目的，就是要“以完全之人格为本位”，造就具有德、智、体、劳、美全面素质的人。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人的理想，就是要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个性，因而加深了我们的教育这一伟大事业的认识。蔡元培所说的教育要培育“完全之人格”或“健全之人格”，也正符合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那么，美育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功用和使命？不错，在谈论文学艺术的功用时，梁启超更重视政治功利，蔡元培更突出道德功利，而王国维则更关注审美功利。但是，蔡元培却并不忽视美育的独特功能。在他看来，爱美是人类性能中固有的要求，“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因势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性悦情，进德善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⑩。美育的独特功能，不仅在受美育的当时，能得到美的享受，可以“怡性悦情”，而且可以获得审辨美丑的能力。他在《美学观念》中，把科学、道德、审美作了区别：“科学在于探究，故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于欣赏，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11)所以，美育还具有提高人的审美判断能力。更进一层，美育还可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12)，久而久之，就能培养“人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13)。在他看来，要通过美育来培养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的。

正是因为美育具有独特的作用，所以蔡元培就有了“以美育代宗教”之说。1917年，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针对当时一股要在中国掀起倡导宗教的思潮，提出中国不需要倡导宗教，可以而且应该以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和宗教作了优劣的比较：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14)所以，我国只能美育来代宗教，而绝不能以宗教来代教育。在这里，蔡元培和王国维就有不同。王国维也倡导美育，但却给宗教留下地盘：美育只适合于上等社会，而在下流社会，却还需要宗教，好给予一点希望，能继续有勇气活下去。

美育确实应该而且可以用美育来代替宗教，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具有中国特色。但是，美育究竟能不能实现这一使命，除了我们要更进一步深思如何理解“美的精神，纯洁人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推进美育的实施。

二是推进美育的实施。

美育贵在实践，切忌空谈。如何在美育中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达致知行合一，这是美育中的一大难点，蔡元培极为重视美育的实施，尽力使美学教育和美感教育结合起来，这给我们的美育有很好的启示。

什么是美育？蔡元培在1930年为《教育大辞典》写下一个“美育”的条目：“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育也。”(15)可见，他心中的美育，还是以陶养感情为目的，但必须有美学上的研究，应用学理来指导美育。怎么来陶养感情？那还要有美的对象，而不只是美学的理论。他在1931年发表的《美育与人生》中说：“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16)蔡元培倡导美育，注重美学教育和美感教育的结合，使美学教育如美感教育融为一体。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多次去欧美游学，不仅重点研究美学理论，而且自己付诸实践，学弹乐器，欣赏艺术，还遍访名山大川，亲身感受审美体验。他在北大十余年，别的课不讲，就开了一门美学，但并不停留在讲堂，而是鼓励文艺社团开展美育实践。蔡元培写过《美育实施的方法》，都体现了他那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美学精神。

蔡元培这种竭力使美学教育和美感教育相结合的美育精神，对我们今天实施美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促使我们反思，我们的美学教育，是不是只能停留在一味作抽象的推理和演绎水平上，而一旦沉溺在美感教育中，又言不及义，只重技，不言道。如何真正能把美学教育和美感教育结合得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三是拓展美育的途径。

美育离不开艺术的教育。蔡元培在倡导美育之初，曾突出了艺术教育。1921年，他向北平政府提议创建国立艺术大学的提案中，就这样说道：“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17)但是，随着美育实践的逐步推进，蔡元培越来越意识到，美育决不限于艺术教育。他对美学、美育、美术三者作了区别。提出了美育不同于美术(广义的美术，包括了所有艺术)，范围不同，作用也不同。艺术里包含了真、善、美，文学的道德功利更为明显。美育则在怡性悦情，陶冶感情，培养美的精神，塑造纯洁的人格，但美育的范围却要比艺术教育广泛得多。美育的工具，离不开美的对象，而美的对象广泛存在于世界上，所以，美育的途径十分广阔。针对当时文化教育界普遍把美育和美术混为一谈的这种倾向，他特别地指出：“有的人常把美育和美术混在一起。自然，美育和美术是有关系的，但这两者范围不同。”不同在那里呢？“美育的范围要比美术大得多，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静的乡村(例如龙华)等等，此外，如个人的举动(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育。”(18)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现象，从社会上的人文现象，精神现象，一直到自然现象，都可能成为美的对象。美育可以运用这些美的对象，作为美育的手段，因而美育的范围无比广泛。当然，蔡元培也没有忽略，由于时代的不同，美育的内容也会有所区别。在社会动荡需要奋起之时，美育就更需要进行“壮美”、“崇高”这样的美的精神教育，但也无需废弃“优美”。蔡元培说得好：优美使人和蔼、安静，对于一切能持静，遇事不乱，应付裕如；壮美使人有如受压迫，如瞻望离山，观览广洋狂涛，使人感到压迫，因而有反抗、勇往直前、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奋发的情感。(19)

由蔡元培美育思路的拓展，引发我对整个美学的发展作出思索。蔡元培在《哲学总论》中说到过美学和美育的关系：“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而教育学教情感之应用。”传统的美学，主要还是审美学，研究的是审美活动，对美育活动却较少注意。蔡元培的美学，更多地关注美育，扩展了美学的内容，哲学美学或美的哲学确实应该在审美学之外，加进美育学。传统的美学也重视艺术活动，但却把艺术活动只归结为审美活动，把艺术仅作为审美对象来研究。其实，艺术的创作，乃是一种实践活动，正如蔡元培所说，是美的创造。艺术创造不同于审美活动，也不同于育美活动，而是一种创美活动。如今的物质生产，也都需要按美的规律来创造，更不要说精神生产了。物质的生产，人的生产，心的生产，都应该而且可以按美的规律进行。所以，哲学美学或美的哲学正在不断拓展，应该包含审美学、创美学、育美学。创美活动是人和物的相互作用，育美活动是人和人的相互作用，审美活动是人和心的相互作用，都是由人来进行而且是服从于人的需要的，当然要以人为本。

但是，人来到这世界上，离不开这个世界。人这个此在，和世界上的存在息息相关，和我这个此在有着关系的，不仅有社会性存在，还有精神性存在和自然性存在。我这个此在必须和其他存在和谐相处，动态平衡。人类追求生态平衡，实际上，既要和人文生态、精神生态更要和更广阔的自然生态达到动态平衡。所谓生态美学，最后还是哲学美学或美的哲学，还是要以人为本。但生态美学是比传统美学拓宽的哲学美学，既包括人文美学、精神美学，又扩展到自然美学。这样，从日常活动的审美化，到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一直到精神世界的天地境界，都被列入美学的研究领域。如今，当自然生态的危机日益加剧之时，生态美学当然应该更加关注研究整个生态中的自然维度，但也决不能忽视整个生态中的人文维度和精神维度。新时代美学，应该研究人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来处理人和周围环境以及内心世界的关系，建立和谐相处的关系，获得动态平衡。蔡元培在把美学和科学、道德作比较时说：“美学的主观和客观，是不能偏废的。在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可以引起美感的条件；在主观方面，又必须具有感受美的对象的能力。与求真的偏于客观，求善的偏于主观，不能一样。”(20)这启发我们可以去进一步思考，美学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伟大实践中，究竟应该而且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最后，我要说，此文只是谈论蔡元培的美育精神，未曾涉及他的政治观点。恩格斯在评论歌德时说道：“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后来，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作品时又说：“我是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最您的作品的。”我在这里也只是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来谈蔡元培的美育精神。今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出发，批判地继承和更好地发展蔡元培的美育精神。

注释：

①蔡元培《美育人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②同①，第74页。

③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④金雅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蔡元培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⑤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⑥同①，第228页。

⑦同①，第232页。

⑧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5页。

⑨同④，第6页。

⑩同④，第172页。

(11)同④，第11页。

(12)同④，第95页。

(13)同④，第87页。

(14)同④，第109页。

(15)同④，第104页。

(16)同④，第125页。

(17)同④，第217页。

(18)同④，第121页。

(19)同④，第87页。

(20)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