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化之整体观

中国音乐文化之整体观

 梦溪笔谈孙贵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老子》提出的一，虽有开始之义，但主要指的还是事物本身之义。因而它在哲学中就代表整体，在国家或政治中，就代表一统或统一。在文化中是指“和而不同”的谐和状态，并因与天地得“一”而处于浑然一体的均衡运动状态相合。

世界古代文明都告诉我们：人类平时由于生活需要，一方面对天地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而另一方面又对自然进行了解析探索，逐渐掌握一些周而复始的运行规律，进而计算出它们的运行周期、轨道和角度，为他们的农事活动和生活必需所用。这些无论是古埃及人或古巴比伦人，还是消失了的玛雅文化或南美洲古印第安人文化，都与中国古代先贤掌握的文化相似，且都达到了足使后人惊讶的高度，有些仍然是今天的未解之谜。这不仅单指天文学和数学方面，而是指整个文明和历史文化的发展都是既同又不同，既悖又谐地、浑然一体地发展着、运动着。可惜，有的中断了，有的消失了。唯有中国的古代文明，一直有序地发展至今，这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本身，就是整体性的体现！

中国文化从不强分文史哲兵家法家医卜星相之间的界线，而是统通将其溶为一炉。其中所有的学问，都应学习和掌握，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相通的。即便是后来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儒家的创始人，还向道家的老子请益问道，至晚年还深研易学，并尊易为群经之首，成为儒家经典之一，这当然是后儒所为。

反之，在《老子》中，也出现儒家的仁义观，后人据此认为《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李耳提出质疑，还有人据此考证仁义说是战国时人窜入了儒家学说。当然，据此论证《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不失为是一显证，但同时也说明了儒道两家思想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溶性，何况老子本人对仁义并没有表示肯定或否定，只是从哲学层面上，进行了哲学性的思辨，从而昭示了“仁义出有大伪”的社会现象而已。儒道两家并未分成壁垒分明的两家，倒是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独尊儒术才罢黜百家，道家才被踢出轸越之外。其实这也只是表象。自汉以后所有统治者，实际上都是“外示儒术而内用黄老”之学。原因很简单，他们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实际应用时，根据需要用其不同的方面而已。

再说历来文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来看，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想集经史子集于一身，诗歌辞赋都能出口成章，琴棋书画都能出神入化。这不仅是全才，更是如孔子所要求的“一以贯之”的通才。几千年的治学传统，才使中国文化成为浑然如一的整体。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从未受到“边缘”学科的困扰。

整体观在艺术领域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都知道“胸有成竹”这一成语，出自宋代大画家文与可之手，清代画家郑板桥说他“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说他画竹前先打腹稿，画时面对画纸凝视良久，待纸上看似画出，才落笔急追其踪，自第一笔起直至画完，一气呵成。明末清初画家石涛所谓的“一画论”，也强调起始一画，突出自整体的“一”。

画如此，音乐更是如此。演奏都是从第一个音开始表现其艺术才能的。而这第一个音，实出自全曲，若无全曲，哪来第一个音？全曲在演奏者心中，已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酝酿，又经过排他法、优选法。引各种艺术如加工后，才成为一个整体形象储存于胸。只不过演奏时，只能从第一个音开始而已。随着这第一个音的出现，就证明了“有”的存在，而这个“有”又是从尚未演奏出来的“无”中而来。这个“无”，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演奏者几十年心血所凝聚于心中的不可见、不可闻的无形之象和无声之音，更是触摸不到的。故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为一。”这就是从音乐的表现特性所体现出来的整体观。

另外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所反映出的整体观范围更广，其理与天地自然相同，与自然的数理相统一。如五音与五行的机制相通，十二律与十二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及廿四节气相应，“黄钟建子”，将黄钟长度的音管与其它十一律对应的音管一起埋入地下，到阴历十一子时，一阳之气上升，黄钟管就会作反应，至一月大吕管作出反映，如此类推，十二管按时令顺序依次作出反映。宋代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记录了他所作的这一实验，可见中国的十二律，不仅是为音乐所用的任意选择，而是与地球绕日一周地气变化相应，也是这地球本身在天体均衡运动中的阴阳消长的自然变化相应。因此前人把十二律也称作“地声”，因为十二律产生的数的机制与地球自身的变化机制相符六十律，三百六十律与周天数相吻，转廿八调与黄道廿八宿运行所在时位对应，这些都说明与天体运行成为一整体。

另外黄钟一音之律管长九寸，管所纳稷谷排列的长度，所纳稷之重量及其容积，就产生了古代的度量衡之标准。可见中国音乐及其理论，非但与天地自然，更与人文社会成为一个整体。中国音乐是天地人浑然一体。

撰稿 孙贵生 200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