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两会”文献之二李长之“美育救国”思想

                         李长之的“美育救国”思想

                    2010-02-27 16:29:30 来自: 雪门长之

                                  刘坛茹 包天花

摘 要：李长之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美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把文艺批评与文艺教育（即美育）联系起来，倡导“美育救国”。同时为了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极力主张从古代的审美资源中去挖掘“浪漫”人格。
　　关键词：李长之 文艺批评 美育救国
　　
　　李长之是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美学家和文艺批评家，1935年，在他25岁尚未大学毕业时，就写出了《鲁迅批判》，一举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当时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对该著作推崇备至。香港文史学家司马长风也曾把他列为20世纪30年代五大文艺批评家之一。李长之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有其独特地位，这种独特不仅仅在于他孜孜以求地致力于“文学科学”的建设以及发展了以“体验”为核心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更在于他把文艺批评与文艺教育（即美育）联系了起来，建立了一种“美育救国”思想。
　　
　　一、“艺术不为用，并不碍于其有大用”
　　
　　李长之翻译过德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玛尔霍兹(Wernerm Mahrholz)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一书，对其中关于“文学科学”各部门划分的观点非常赞同。玛尔霍兹认为，“文学科学”可分为两大支：文艺体系学（Literarsgstematik）和文艺史学。文艺体系学又分为文艺美学、文艺批评和文艺教育。文艺美学是关于文学创作的一切原理原则，文艺美学的应用是文艺批评，而文艺批评的应用即普及化就是文艺教育（Literarpadagogik）。
　　正是受此观点的影响，李长之发现，文艺批评家无不热心于文艺教育，如宏保耳特、玛尔霍兹、克罗以及阿诺德等人。他也因此喊出了“批评之建设性的任务就是教育”的口号。他认为，在一般人看来，文艺批评似乎就是挑剔找刺，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文艺批评也有一种建设性，就是教育。文艺批评与教育发生联系，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文艺批评与教育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教育是一种唤醒的工作，中国所谓‘求放心’，希腊所谓‘回忆说’，教育的根本哲学是承认人的性善，……批评也是承认审美能力（Geschmack，Taste）为先验的，批评家的使命也是唤醒而已。著之于书，就是批评，发挥于事业，就是教育。”①
　　实际上，按照李长之的理解，文艺批评和教育发生联系主要在于文艺批评本身是关乎审美、关乎艺术的，而教育的本质又是呼唤审美和艺术，从而两者之间就发生了关系。在他看来，教育是什么？凡是使人类全体或部分在精神上扩大而充实，其效力系永久而非一时者都是教育……教育在本质上是期待着美学的。由此可知美育不止是多种教育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甚至可以说是最符合教育本义的唯一的一种。这是因为相对于偏枯的知识教育，空洞而薄弱的道德教育以及同精神的扩大和充实更不相干的技能教育，却只有“审美的教育可以以全代偏，以深代浅，以内代外，可以铸造新个人，可以铸造新人类。”②
　　正是由于深切认识到了文艺批评和教育、审美和教育的密切关系，李长之才对文学的审美特性尤为强调。反映在文艺批评的理念上，就是高擎审美主义大旗，对审美文艺观的倡导。他从文学的特性、作家创作、读者接受等方面强调了审美的独立性。在文学特性上，他坚持认为文学即是一种“艺术”，有着和其它艺术所共具的性质，那就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不属知识的领域，也不属伦理的领域，更不属实用的领域，它所属的乃是第四个领域，即所谓纯粹直观的领域；在作家创作方面，他认为凡是正确的创作态度，必是无所为的，所谓无所为就是只以创作本身为目的而没有其它目的，如果有其它目的，这种作品就没有价值。因此，在这点上，他很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在读者接受上，也坚持认为凡是正当的鉴赏的态度，必是审美的。换言之，我们对于一种艺术品，不是在求知识，不是在占有，我们所处的地位，乃是超乎利害的，乃是忘我的。
　　由此可见，李长之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审美代言人，处处坚守审美立场，但如果因此就武断地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裹在艺术花盆里的孤芳自赏者，就理解错了。因为他在强调审美独立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艺术不为用，并不碍于其有大用”③的观点。这可以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两方面来理解。主观上，李长之认为，文艺不以功利为目的，但在客观效果上，艺术功效却已经具备了某种功利性质：艺术的功效是造福于人类，或是宣传的武器，不过这与创作的主观意识的过程不必有关。事实告诉我们，创作时有意识地顾及许多就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产生，“我所谓纯艺术，并不是说它毫没有别的作用，乃是说它的作用乃是放在创作欲之后的，并且它的形式，是完整的艺术的，与其说它纯艺术，或者不如说是‘非纯作用’。”④
实际上，李长之提出的“艺术不为用，并不碍于其有大用”的观点，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因为王国维提出过美是“无用之用”，朱光潜提出过审美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点。他们都坚持认为：一方面，审美与现实、道德等功利性绝缘；另一方面审美和艺术又对人的审美态度、情感陶冶和人生艺术化具有巨大作用。这实质上是一种美育思想，而李长之的观点，无疑也是与王国维、朱光潜的观点相契合的。他曾在反驳美学与一般人生日用没有关系的观点时说道：“美学上的原理，大而关系整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小而关系各个国民的起居饮食。”⑤关于美学或美育的重要性，李长之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宣言式的详细阐述：“在美学里，让你知道内容与形式之一致，抽象与具体之相符，肉体与灵魂之不可分，有限与无限之综合为一；在美学里，让你知道理智与情感之如何调和，神性与兽性之如何各得其所，社会与个人的冲突之如何得到公平的解决……这些是美学的精粹，也就是美育的真正内容。”⑥
　　我们知道，王国维、朱光潜、蔡元培等人提倡美育有着伟大的目的，是希望用审美、艺术来洗刷人心、纯洁情感、提升精神，并进而实现国人心理本体和思想文化的重建。准确点说，就是“美育救国”。意味着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另择了一条不同于理性启蒙思路之外的感性启蒙思路。它有着众多的理论追随者，除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外，鲁迅、成仿吾、宗白华、郭沫若等人也纷纷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各自的贡献。
　　当然，李长之也不例外。他提出的“艺术不为用，并不碍于其有大用”的美育思想，实际上与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人强调的“美育救国”理想具有思想精神上的契合处，同样是把美育作为实现整个民族振兴思路的依托与实践手段，并且其新信念是如此的热切以至带有几分狂热。
　　
　　二、“浪漫”人格的追寻
　　
　　李长之之所以对文艺批评的教育功能（即美育救国）独有情钟，一个具体现实背景是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李长之诟病的是其造成的“清浅的理智主义”。在哲学思想上，表现为“五四”时期缺乏深奥的哲学。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杜威、赫胥黎、达尔文和马克思，而对于柏拉图、黑格尔和康德等人却很少有人提及。表现在文艺上，就是写实主义流行浪漫主义缺乏，唯一标榜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后来也从文学革命转到革命文学。可以说，“清浅的理智主义”导致“五四”时期“少光、少热、清浅、单薄”，没有发挥浓厚的情感，以至于整个民族的文化与生活缺乏深厚强盛的“生命力”，陷入缺乏“生命力”的泥淖。李长之说过：“我们在通常生活里，被压抑，被幽闭的已经太多。我们的生命力……日渐减削地为我们的理智、知识、机械生活、人事周旋，所毫无价值地雕琢殆尽了。”⑦
　　
　　而要弥补这种“生命力”匮乏的裂痕，李长之认为就应该到古代文化中去发掘充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审美资源。而要挖掘审美资源，李长之认为，这就需要文艺批评家来担负更大的责任，能够持续不断地做一些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阐释和发掘传统美育理论资源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艺教育。李长之曾经对此抱怨，深感中国专门的文艺批评家太少，没有把批评作为一种专门之学来进行经营。因而，中国的文艺美学没有建设起来，文艺教育也不成功，对于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许多伟大的作家，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发掘，也就无法使他们的精神在本国乃至世界上发生更大的影响。李长之曾经抱怨：屈原的真精神、陶潜的真面目、杜甫的伦理价值何以没有被挖掘出来？
　　于是，李长之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文艺批评家一方面进行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依托远大的眼光和可靠的技术，对历史上的一些大作家一一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另外要把这些专门工作所得的结果通俗化：或则写一个好好的传记（不必摆上许多生硬晦涩的注，也不必引甲说乙说而自己却一无所说），或则活活泼泼地作一种通俗文字的翻译（在国外，古代的文字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懂的，需要现代文的转述）。
　　李长之倡导并亲身力行，他自己就给古代许多伟大的人物作过传记批评，如《屈原与孔子》、《道教徒的诗人李白极其痛苦》、《韩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等。他所选择的传记人物身上都有一种“浪漫”的精神品格，概括来说，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忍而不能舍也’的那种不顾现实困境、不计现实利害、超越世俗羁绊的殉道者精神，这是一种近乎宗教徒般的献身热情与牺牲勇气，亦即一种痴狂、坚韧、悲壮的精神品格与情感基调。”⑧这种“浪漫”精神品格，实际上是指一种高扬生命力的人生价值姿态，比如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对李白表达出高度的欣赏，理由就是他具有深厚旺盛的生命力。道教徒的李白，对生命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体现出了率真自然的品格。这首先表现在李白的生命情感“所爱、所憎、所求、所喜、所愁、皆趋于极端”。 在李长之眼中，李白是极端真实的，不虚伪，不矫揉作态，他的生命力没有丝毫受到虚伪与理智的扭曲与压抑：“他直接地说要钱，要酒，要女人，要功名富贵，要破坏，要杀”⑨放浪形骸，能得到就攫取，毫不隐瞒内心的欲望和要求。李白也是率真的，他虽然曾经致力于对功利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完全是出于他生命力本然的冲动，并未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圆滑地与世周旋，他只知道去追求，像孩子一样率真地去追求，实际上，这种追求已经超越了功利的目的。再比如，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李长之指出司马迁所谓的“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是切切实实的浪漫观点，并且说：“这时是浪漫的大时代”，司马迁是“浪漫精神的象征”，“虽然因为家庭教育之故，对于儒学有些倾慕，然而并没有遮掩他的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根性。即以这道家的自然主义论，却也仍没有淹没了他那更根本的一点内心的宝藏，那便是他的浓挚、奔溢、冲决、对一切在同情着的感情。”⑩韩愈也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在《韩愈》中，有这样浪漫的一幕：韩愈迷恋山顶的风景，因而跑到绝顶，竟然下不来了，于是号啕大哭，甚至开始给家人写遗书。很显然，在李长之看来，李白、司马迁以及韩愈等人都是浪漫人格的化身和代表，是能够作为审美资源来重铸缺少情感和生命力的现代人格的。
综上所述，李长之坚持把文艺批评与文艺教育（即美育）联系起来，是有其历史独特性的，既拓展了文艺批评的内涵和外延，也使文艺批评担负起重建民族文化精神和熔铸现代人格的重任。这显然与那些要么只专注于文艺批评，要么只执著于美育理论建设的批评家、美学家们有所不同。
　　
　　注释：
　　①②③⑤⑥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④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⑦⑩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六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⑧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⑨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M]．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刘坛茹，浙江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包天花，内蒙古赤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