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走到社会与学科前沿的中国美育

内容提要：美育尽管早在1793年提出，但只有在我国突出强调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才能走到社会与学科的前沿。当代，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以人为本”的实现，人类面临市场本位、科技主义泛滥、环境恶化与精神疾患蔓延等时代问题，审美地对待自然、社会与自身显得特别紧迫。而教育学、美学与脑科学的当代发展给美育地位的提升以支撑。美育学科自身作为“中和美育论”的本质特性也使其发展具有可能。同时，还应对美育进行历史的考察并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理论体系。

“美育”概念尽管早在18世纪末期即已提出，但其作为一个引起广泛而高度重视的重大社会课题却是近几年的事情。最近，我国将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德智体其他各育一起提到关系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这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是重大突破，使美育具有了从未有过的重要意义，从而走到社会与学科的前沿。

一

美育之所以走到社会与学科的前沿，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和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是时代的一种客观需要。

新的知识经济与市场经济时代对“以人为本”的突现，使美育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重要性。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其根本特点在于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这样的时代，知识成为生产力的标志完全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的标志。美国思科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认为，新经济时代十分依赖知识资本，知识共享是真正推动新经济发展的因素。这种由货币资本为主到知识资本为主的转变，就要求摒弃工业经济时代的科学主义的工具本位，而进一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只有人才是知识的载体。人不仅创造了知识，而且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因此，人的本位作用从未有过地突现出来，远远超过了工业经济时代。正因此，当代计算业巨头迈克尔·戴尔在1999年初要求经理们将人才列为十大优先考虑的工作之首。这是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具有崭新意义的人本主义。众所周知，人本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试图以人本主义代替神本主义，借以反对封建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贵族政权。在当时人本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的要求。而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使得创造与运用知识的人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重要性。这就使此时的人本主义由政治的要求而成为经济的要求。人的素质的提高与作用的发挥已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关键的地位。而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也必然从工业经济时代单纯的对“异化”问题的解决，而提升到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高度。同时，新的时期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市场经济。我国明确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更加进一步加速了市场经济的进程。无疑，市场经济从依靠市场调节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将竞争、效益、国际化等等有效的具有当代性的手段与观念引入经济活动，必将极大地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而有其正效应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规律，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具有的不可控性以及金钱货币的不可代替的流通作用等等，必然也有其明显的不可忽视的负效应，从而出现市场本位，金钱本位以及拜金主义倾向等。如果任其蔓延，充斥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必将引起社会政治的腐败，以及道德的滑坡。在这种形势下，除了要大力强调法制建设之外，还应进一步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倡导以人为本，抵制市场本位、金钱本位以及拜金主义等等。对以人为本的倡导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倡导，将人的全面发展与对人的全面关怀提到突出位置。而美育就是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对人的全面关怀所不可缺少的方面。

20世纪在人类发展史上的确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在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人类在20世纪也有着重大失误。那就是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泛滥，环保意识的淡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开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愈来愈严重的破坏，臭氧层的破坏、大片土地的荒漠化、厄尔尼诺现象、生命所不可缺少的水与森林资源的走向枯竭……等等，都向人类的生存亮出了黄牌。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国也将其作为基本国策。而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和谐发展，要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与未来、开发与建设处于一种和谐协调的状态，以求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与长远发展的可能。而不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和谐协调的发展，从世界观的高度看都是要求人类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与生产活动。人类应该像157年前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如果将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扩大到人类自身，在当代也是有其重大意义的。当代，由于科技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竞争机制的快速形成，生活节奏空前加速，城市化与科技化导致人与人的隔膜……等等。人类由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进入快速高效的现代节奏。这固然给人们的生活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动力。同时，这种巨变与空前的紧张也对人的身心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精神疾患已成为难以控制的世纪病、时代病。有的专家估计美国社会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我国精神疾患的数字也在增加。人类应该拯救自身，特别是拯救自身的心理缺损，这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当然这种疗救主要依靠国家立法与制订政策，努力建立社会的公正、正义，大力发展心理治疗。此外，就是通过美育，使人类真正做到审美地对待自身，使生理与心理的和谐健康发展成为共识，成为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美育在世纪之交的迅速发展，同样也是各有关学科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

美育是介于教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思维科学以及脑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但从学科定性上来说，它因侧重的不同，既可成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可成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学科发展的规律总是由综合到分化再到综合，同时也经历了由粗疏到细微的过程。古代西方，一门哲学囊括了所有的学科，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才有人文、社会、自然诸多学科的分化，而当代科技社会的发展，从许多学科的综合、交叉与边缘中派生出诸多新的学科，如语言学哲学、生物化学、生物工程、生物电子学、审美教育学……等等。美育尽管早在1793年就由德国诗人席勒提出，但长期以来发展缓慢，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20世纪中期以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以深重的灾难，在人的心灵中打下深深的印记，加之科技的发展，环保的需要等等，人类在学科研究中，对人自身较前更为关注，对人自身的研究大大朝前发展。因而美育作为提升人的审美素质、美化人生的一门学问就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走到学科的前沿，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可以这样说，美育正是人类从审美的素质的层面上认识自身的一门学问，它只有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在当前跨入新世纪之际，在其他许多对人自身认识的学科有了长足发展的前提下，美育的发展才会有质的突破。

从教育学的角度看，美育的发展是人类在20世纪后期普遍重视素质教育的必然结果。农耕时代的贵族教育与工业时代的劳动后备军教育都必然要求应试教育。而当代，在科技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扑面而来，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之时，国民素质已成为科技发展与国力强弱的基础。因而素质教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当然素质包括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应该讲已引起较多的重视，而意志、情感等非智力因素却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常常被忽视。因而在素质教育的“三全”（面对全体学生，贯穿全部教育过程，体现于教育的所有方面）中，非智力因素，特别是美育就特别地引起人们的重视，提到十分突出的位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9年12月在我国召开的面向21世纪国际教育研讨会上提出《学会关心：二十一世纪的教育》。这就将作为非智力因素的“关心”提到未来世纪教育的中心课题。各国教育家共同认识到：（一）我们过去教育的最大欠缺是没有将教育我们的学生“学会关心”放在重要位置，我们的学生的最大缺点也是缺少关心；（二）在未来的新世纪，人类在教育领域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我们的学生“学会关心”。而所谓学会“关心”是一种同只“关心自我”的人生态度相对立的人生态度，即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其中包含浓烈而高尚的情感因素，同美育息息相关。对非智力因素的强调集中地表现在当代诸多教育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带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其中之一是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这种理论认为，正常人至少拥有七种相对独立的智能形式，包括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定向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等。另外就是著名心理学家戈尔曼等对“情商”（EQ）概念的提出与论述。所谓“情商”即“情绪商数”是同“智商”（IQ）相对立的，是一种控制与调整自己情感的能力。有的学者认为，在人的成功因素中“情商”所起的作用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尽管在教育学与心理学领域对“情商”问题还有争论，但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愈来愈引起教育学与心理学界的重视却是勿庸置疑的。这也说明，从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角度，美育在当代已愈来愈显现其重要性，并走到学科的前沿。

从美学学科的角度看，美育的发展正是美学学科当代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从古希腊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提出美是什么的问题，到德国理论家鲍姆伽敦提出“Aesthetik”（即美学是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再到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整个美学都在纯理论的层面上探讨美是什么的问题。康德的“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形式”与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即是人类对美的古典认识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在美的纯理论层面集大成的综合性的成果。在我国，五、六十年代曾发生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美学大讨论，出现了美在主观，美在客观，以及以实践理论对美的理解等等观点。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实践中“对象化”的角度对美的理解，都是有价值的。但这些理论观点，仍是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总之，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对美的纯理论层面的古典探索，都不免有纯思辨哲学的性质，不同程度地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正因此，当代许多理论家不满足这种对美的纯理论的思辨性的探讨，从而赋予美学探讨以强烈的现实性。他们将这种古典的纯理论的思辨性的美的探讨批评为“形而上”，并从现象学、存在主义与解释学美学的崭新角度探索美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系问题，旨在促使美学研究关注在当代条件下人的日渐困惑的生存问题，表现了这些理论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德国当代著名哲人、解释学美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人类应该“诗意的栖居于这片大地”[2]的重要命题。所谓“诗意的栖居”可以理解为“审美的生活”，从而将美学与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联，也将美学从纯理论的思辨思考拉向现实人生。这就使美育从美学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分支走到美学学科的前沿，超越纯理论的“美”、“审美”、“艺术”等，成为最重要的课题。从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美育也就是美学，这确实是新时代美学学科的一个巨大变化。

从脑科学的角度看，开发右脑成为20世纪后半期取得不断进展的重要课题，从而使美育的“开发右脑”的特殊功能，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并越加显现其重要性。脑科学即神经科学，是用多学科手段综合研究脑的正常功能和脑疾病机制的一门新兴科学。美国国会曾批准20世纪90年代是“脑的十年”，日本政府认为21世纪是“脑的世纪”。脑科学的发展也是人类深化对自身认识的一个标志。20世纪后半叶是脑科学取得巨大进展的时期，特别是对左右脑功能研究的深化，使得具有“开发右脑”功能的美育在开发人的潜能、特别是智力方面作用愈来愈重要，从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美在新的时期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佐证。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工科大学的罗格·史贝利为治疗癫痫病人，由切断连接左右大脑胼胝体的裂脑病人发现，人的左右脑功能不同。左脑主管语言、读写、计算等机械性功能，右脑则主管情感等功能。由此，史贝利获诺贝尔医学奖。同样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霍金博士认为，右脑还借助遗传因子传递人类过去的信息。1980年，美国的布雷吉斯理出版《右脑革命》一书。1995年，日本的春山茂雄出版《脑内革命》一书，提出右脑能量是左脑的10万倍。以上观点尽管还有不同看法，但美育具有特殊的发掘人的潜能、特别是开发大脑的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开发大脑功能，加强美育具有从未有过的革命性意义。

三

美育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根源，也就是说美育自身的本质特性给美育在新的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创造了发展的可能性。

关于美育的本质历来众说纷纭。目前通行的有四种观点。一种是所谓附属论，即主张美育附属于德育，以前苏联的理论家为其代表，我国也有一部分理论家主张此说。但随着美育学科的发展普及，主张此说者会日渐减少。其二是形象教育论，主要是少数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学者以美育所凭借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手段均具有形象性特征为根据，但许多课目中都有凭借直观形象的手段进行教育的实际，因而此说也很难真正反映美育的本质。其三是全人教育论，主要从美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着眼，但其他各育也都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而也没有反映美育的本质。其四是情感教育论，这是最初由席勒在《美育书简》中为美育所定的本质特性，主要根据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是带有深刻理性内涵的情感判断能力的论断。我国蔡元培先生，继承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观点，力倡“情感教育论”。他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3]。对于这一观点从总体上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美育不同于智育与德育的本质特征的，但仍有其局限，那就是仅侧重于美育的对象与手段而对其整体特征缺乏更深层次的把握。于是，我们在“情感育教论”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古典美学精华，提出了“中和美育论”。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美育的本质是通过培养协调和谐的情感，进而塑造协调和谐的人格，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早在《尚书·虞书·舜典》中就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不仅指出艺术教育过程中，艺术本身的“和”、“谐”，而且要求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孔子也提出艺术教育中的“无邪”、“中庸”、“文质彬彬”的标准。直到荀子更进一步在《乐论》中提出：“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说明“中和”，在中国传统“乐教”、“诗教”中既包含了作为手段的中和之美的艺术，也包含了作为对象应培养中和协调的情感，同时包含了作为美育所要达到的“神人以和”的目的，因此更加全面深刻。对于这种中和协调、神人统一的美育思想，西方当代哲人海德格尔也将其吸收到自己的美学体系之中。他不仅无情地批判了现时代由技术拜物教所造成的人的真正本质的遗忘，而且主张天地神人的和谐统一的美学观点。

正是由“中和美育论”才引申出对美育的目的和作用的科学界定。美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它同单纯的艺术教育有何区别?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由“中和美育论”出发，明确提出，美育的目的决不是单纯的培养某种审美的技巧、艺术的技能，而是培养审美的人生观，亦即培养“生活的艺术家”，自觉地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类、对待社会、自然、人生与自我。美育是通过审美感受力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培养，进而培养一种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感，由此塑造和谐协调的人格，确立和谐协调的审美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此，美育说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技能教育。很明显，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并不是具有某种艺术技能就一定具有审美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有某些掌握高超艺术技巧的人照样道德沦丧吗?但我们又不能由此断言，美育同艺术技能的培养无关。实际上，艺术技能的教育是美育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审美能力的基础是审美感受力，而审美感受力就包含对艺术技能的了解与掌握。但这只是前提，而不是最后的结果。作为美育来说，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和谐协调的审美世界观、人生观的培养。这种审美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包含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生，而最终的审美理想就是为建立一个和谐协调的审美的人类社会而奋斗。在此，审美的理想与人的理想、社会理想，完全统一。当然，这种审美理想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永无止境。但使人类世界愈来愈加美好，愈来愈和谐协调却是我们每个有志之士终身追求的目标。

当前在美育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有“末位论”和“首位论”之争。所谓“末位论”即指美育的地位与作用列在德智体之后，处于不重要的“末位”。所谓“首位论”即认为美育是各类教育的核心和根本。我们认为不论是“末位论”还是“首位论”都没有真正反映美育的地位和作用。美育的地位和作用应从其“中和美育论”的本质派生出来。从“中和美育论”出发，美育在各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是一种“综合”、“中介”、“协调”的地位和作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就将审美作为真与善的桥梁（中介）。席勒继承康德，在《美育书简》中指出：“想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4]。而孔子在《论语》中则针对君子的培养途径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所谓“兴于诗”，即从诗歌中获得启发；“立于礼”则是从礼教中掌握处世做人的规范；而“成于乐”则是君子的培养通过音乐最后得以完成。“成”即有综合、协调之意。这当然由美育的和谐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由于美育旨在培养和谐协调的情感，塑造和谐协调的人格，实现人与对象和谐协调的目的，因此，尽管德智体各育都有其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但和谐协调人格的最后完成还得依赖于美育对其它各育的综合协调。这就是说，无论一个人接受了多少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但只有在他接受了审美教育之后，其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才能最后发挥作用，使其成为一个“文明的人”、“文化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育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因为只有文明的人类才有对美的追求。

任何动物同自然一体，无美丑之感。而脱离人群、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人也不会具有对美的追求。正如康德所说，一个生活在孤岛上的人是不会爱美并因而修饰自己的。正因此，我们认为美育在各育之中既非“首位”，也非“末位”，而是综合、中介、协调。美育的这种独特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教育所不可代替的。这也充分说明，正是美育本身这样一个特质，才使其适应新时代社会的客观需要而走到社会与学科的前沿。

四

美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对美育进行历史的考察是为了进一步理解美育的本质及作用地位。在对美育进行历史的考察中应该将不自觉的美育活动、自觉的美育活动、美育学科与美育的现代意义四个不同层次加以区别。

美育活动同人类文明同步，自有人类就有美育活动。起初是原始人类朦胧的不自觉的美育活动。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因其同自然相分离，自然变成了人的对象，从而出现人与对象的矛盾斗争，也就有了和谐协调的追求。这也是一种对美的追求。人类也因此有了最初的审美与美育的活动，但这都是蒙胧的，不自觉的。此时，艺术品同生产工具及日用品不分。艺术活动与生产活动、宗教活动混为一体。因此，可以说，此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与艺术活动，也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育和美育观念。

只有到有了相对独立的较为自觉的艺术品与艺术活动出现之后，人类才开始了较为自觉的美育活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史诗、雕塑与戏剧的出现，以及与此相应的音乐教育的出现，我国先秦时代诗与乐的出现，以及与此相应的诗教、乐教的出现，就是一种较为自觉的美育活动。也可以说，从此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美育和美育观念。

至于美育学科则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一是由于科学的发展，“百科全书派”和牛顿力学的出现，使得学科的分支越来越细，这就使美育从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可能；二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暴露出这种制度压抑人性的种种弊端，出现了所谓“异化”现象，美育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试图克服“异化”、恢复人性的一种思考；三是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使得人类对自身关怀有较大进展，不仅关心自身的物质状况，而且开始关心自身的生存状况。席勒指出：“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知识的一种标志。”[5]这是多么深刻的对于人类的失去和谐与自由的“存在”状态的一种描写。而所谓“美育”就是为了要改变这种“存在”状态，呼唤真正的和谐与自由。因此，1793年，席勒发表了著名的《美育书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美育”的概念，并明确地将其界定为“情感教育”。“美育”作为一门学科传到我国则是近代的事情。梁启超首次系统引进德国古典美学关于人类心理功能三分法（知情意）的观念，明确指出“情育就是美育”。王国维更是独创体、智、德、美“四育论”。蔡元培则主张美育乃“世界观教育”，并于1912年任教育总长之时，正式将美育纳入国家教育方针。

今天，在我们迎来新的世纪之际，美育对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迎接21世纪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育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知识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产业是信息产业，信息产业主要依靠软件的设计，软件的设计又主要凭借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主要内涵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恰恰依靠美育加以开发、培养。而且，在生产力的三要素——生产者、生产对象与生产工具中，农耕社会主要凭借生产对象，依靠的是资源开发和利用，靠天吃饭；工业社会主要凭借的是生产工具，依靠的是硬技术；而知识经济社会，主要凭借生产者，依靠的是软科技（知识），因而人的素质在生产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美育恰是提高素质的必不可少的途径。新时代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竞争极其激烈，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因而商品的审美内涵即是其价值内涵。审美力同样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美育有利于造就新时代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格。新的时代需要克服由商品社会、应试教育和科技主义所形成的所谓“单向度的人”、“异化的人”，而造就全新的社会性格。这样的社会性格应该是生理与心理和谐发展、知识与情感和谐统一、具有健全人格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只有在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统一中，在德智体美各育的协调配合中才能够逐步地培养形成。

美育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社会进步的必要基础。首先要求解决发展观问题，应该确立和谐协调的发展观。这样的发展观就不仅是经济的观点，社会的观点，而且包含审美的观点，要求人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谐协调放在首位。不盲目追求经济指标，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包含着审美的理想，使人类社会愈朝前发展愈加美好和谐。

最后，美育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审美力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人类社会愈朝前发展，人的审美力应该愈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包括健康的审美力的培养。这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同时美育从增强人的审美力角度说，又将成为实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内在的情感动力。而从美育特有的形象性和情绪感染性来说，它又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有效的手段。

五

美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直到今天，其基本的理论范畴和学科内涵都是沿用西方的一套，主要是德国古典美学理论。如何面对新的世纪，肩负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在此前提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育理论体系，这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急迫的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走中西统一、古今结合的道路。借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学科的范畴体系。为此，应探索中西、古今美育范畴的交融、转换与整合。可将中华古典美学与美育理论中“中和”的美学精神，结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将其贯注到现有的美育范畴体系之中。一开始可能不太成熟，但要鼓励、支持，勇于探索，逐步走向成熟，并被国内外学者所接受。

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美育学科要有新的突破必须依靠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思维科学和脑科学等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当代西方已有许多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关心参与美育理论研究。而我国活跃在美育研究领域的主要仍是美学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教育学和心理学界都极少有人参与研究讨论，至于脑科学方面的专家，更少听到有参与研究的信息。这就不免使美育的研究极大受限，难有突破。美育已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式列入培养目标和教育方针，而且本身又的确是一门相对薄弱的学科。因此，我们呼吁，美研究应更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引起与之密切相关的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思维科学和脑科学各行专家学者的重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研究，联合攻关，取得突破。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6]我们相信，在时代需要的有力推动下，走到社会与学科前沿的美育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2]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19页。

[3] 《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4] 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6页。

[5] 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